從1929年到1979年，在我從事中國近代歷史領域研究的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政治格局變得十分緊張。在1929年到1945年的第一個16年中，日本逐漸侵入中國並控制了東亞地區和美國在此地的公司。但是從1945年核時代的到來開始，蘇聯與美國對抗持續了35年之久，緊緊吸引著世界所有政權的關注。當時，反對中國革命的冷戰也是時起時落，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美國人與朝鮮人、中國人以及越南人針鋒相對。然而戰爭的背後實則隱含著美國與蘇聯的軍備競賽，這可能是歷史上出現過的最耗費資源的冒險行為了。
這是兩大民族的對抗，兩者有足夠的共同點，對於彼此懼怕的原因都十分清楚。從古至今，包括雅典和斯巴達的對抗直到後來法國和德國的鬥爭，這些長期的敵對關係似乎與內在的文化差異有著密切的聯繫，而對雙方來說，這些可理解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我曾於1960年、1972年以及1977年，在蘇聯逗留過三次。在接觸中我逐漸意識到，我們的蘇聯朋友和熟人始終緊盯著美國並且想要趕超美國。（與我初次訪問耶魯大學時的感受有些相像，那裡的人也總是提到哈佛大學，不過近年來這種情況逐漸消失了。）
我與蘇聯接觸是在1960年初期開始的，當時哈佛大學招待了列寧格勒大學 的一個代表團，其中包括一位與我地位相當的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葉菲莫夫（G.V.Efimov）教授是一位相當胖的紳士，編寫過一些教科書。我們雙方對於這次會面都感到十分高興。哈佛大學在位於昆西街17號的宴會廳設宴款待代表團，那裡有我們最華麗的枝形吊燈。之後我邀請葉菲莫夫教授來到我們位於溫斯羅普街41號的住所，他注意到了我們搖晃鬆動的窗戶，並表示這些窗戶抵不住蘇聯冬季凜冽的寒風。在威德納我的書齋里，我向他展示了印刷品，包括人員目錄、宣傳冊、各種出版物等，而這一切可能在他看來都是機密的文件資料。1960年末，當我們訪問列寧格勒時，我們還在葉菲莫夫的公寓中一同進餐。
我慷慨贈送書目的行為發揮了作用，1968年，葉菲莫夫的團隊成員別列茲尼（L.A.Bereznii）出版了一部厚達261頁、有著1000個注釋的俄文專著——《美國資產階級的中國歷史編纂學評論：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社會發展問題》（Critique of Ameri Beois Histraphy on a: Proble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eenth and Early Tweh turies）。該著作參考了大量哈佛出版物，特別是我的著作。作者以一定的假設為依據，認為所謂美國的學術自由就是支持我們這些帝國主義者在東亞的滲透，「以此反駁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歷史進程的科學理解」。（我引自我自己的一個摘要，如今已經出版為小冊子廣泛傳播。）別列茲尼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學家能夠從關於世界歷史的一般性社會規律著手進行研究，經過實證研究而提取結果，以此歸納出特定國家在歷史進程中的特殊規律。」這又是將意識形態放到了首位！所有你需要做的就是給事物貼上正確的標籤，歷史就可以全部弄清楚，甚至還可以預知。
別列茲尼的主要觀點是，我們美國的歷史學家都是帝國主義的辯護者，同時也都在為背離馬列主義的毛澤東的災難性的民族主義進行辯護。他的一些批評也確實值得引人深思。至少，它給我們一種榮譽，將我們的錯誤看作由錯誤的思想路線造成的，而並非是一個卑鄙的陰謀。1972年我在列寧格勒見到了別列茲尼，當時他出版了另一部批評性的著作。儘管莫斯科遠東研究所（Far East Institute in Moscow）那些冷血的現實主義者嘲諷他過於理論化，但事實上他看起來與世無爭，更像是一位哲學家。
1960年，我和威爾瑪首次來到莫斯科參加東方學國際會議（Iional gress of Orientalists）。我們在斯大林風格的多層高樓烏克蘭酒店（29層）入住，在這裡開始感受到官僚化是如何腐蝕人們的生活的。這裡用餐並不是自由供應，整個用餐耽誤了幾個小時。第一，你需要引起一位服務員注意；第二，由服務員為你排序等候；第三，由服務員為你墊錢排隊訂餐；第四，由服務員領取收據、食物並交付給我們。我們都覺得效率如此低下的社會根本不會對美國造成什麼威脅。Star Market連鎖超市的創建者、我們波士頓的同伴穆加（Mugar）表示，他曾向蘇聯伙食承辦商反映，其食物供應缺少活力。
東方學國際會議在莫斯科大學的大禮堂召開，與會者多達2000人，規模十分宏大。大禮堂頂部裝有8盞六層的枝形吊燈，周圍還環繞著21盞較小一些的三層枝形吊燈。主辦方為我們每個人配備了接收同聲英語翻譯的耳機設備。在發言者的講話中，亞洲以及非洲各民族的歷史、文學等都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聯繫在一起，這與大禮堂富麗堂皇的裝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我看來，所有的主題都牽涉到政治，無疑是反知識的行為，只會弄巧成拙。儘管如此，這裡的書店倒是有很多中國方面的著作，價格也十分便宜，於是我們回國時帶了幾十本回去。
最為整個會議添彩的事件是中蘇關係破裂顯露出來，這種破裂自1958年就已經在擴大，如今這次會議沒有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代表，這讓中蘇分裂顯得更加引人注目。就在幾個星期之前，蘇聯政府已經從中國撤回了技術人員，從許多在建工程工地拿走了設計藍圖。世界政治格局出現了一個急轉彎，而中美恢複邦交可能也會由此開始。歷史性的分裂似乎對美國並沒有什麼影響，美國人對這些重大的消息並無任何思想準備，除去進行冷戰的錯誤之舉，似乎還未找出任何解釋。一旦你覺得所有事件的發生都隱藏著巨大的陰謀，那麼當事情真正發生時你很難認清。
至於對於美國組織委員會來說，會議上讓人激憤的一件大事，便是蘇聯對我們參展的書籍進行審查。在此次美國展出的155本出版物當中，有25本未被允許展出，其中包括我的著作《美國與中國》，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理查德·沃克（Richard L.Walker）的著作以及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對此，我們當然用禮貌但固執的態度提出了抗議。主辦方給出的理由是這些書的內容「太過於政治化」。最終爭執引來歷史學家兼外交官的共產黨人士齊赫文斯基（S.Tikhvinskii）出場。經過一番激烈的談判，這些未被展出的書籍將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展出，然而這一切都太遲了，已經不會有太多人看到它們。
在會議上，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社會學家在一場中國問題會議上陳述了中國台灣實地調查理論和前景展望的報告，齊赫文斯基立即從擁擠的大廳站起來，用英語對這位社會學家的發言提出了尖刻的批評，稱其報告不具有學術性，缺乏事實證明，不值得花時間研究。隨後我也站起來猛烈進行反駁：社會學家需要在工作中相互交流；美國的學術界受益於這樣的報告；文獻記錄的並不是全部的情況。事實上，學術會議更應該強調此類報告所起到的良性作用。
我首次與齊赫文斯基相見是在北京，後來在歐洲召開的青年漢學家會議上也碰過面。他是一位機敏的學者，同時也是監管學者的監督人，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勢，據說與某些機構有著密切的接觸（我指的是國家警察）。在莫斯科，他在一家豪華的中國餐廳熱情地招待了我們，不過這裡的中國廚師已經被解僱，由俄羅斯廚師代替。在看到主人不加選擇地將醬油潑到6道中國菜上時，作為「老北京」的我們對此感到憤怒不已。我向他提到了他在北京上學時的朋友芮瑪麗，並告訴他芮瑪麗在得知她的書被他評價為「偽造歷史」時勃然大怒，因為「偽造」這個詞在英語中暗含著說謊的意思，而不僅僅是缺乏根據一說。對我而言，齊赫文斯基似乎一直都是尖酸刻薄並且心狠手辣的人。
1972年，在訪問中國之後，我們再次來到莫斯科。這次我們入住國家飯店，依然是斯大林塔式風格的建築，隨後我們又訪問了列寧格勒。在這裡我給聽眾——主要是來自各個研究機構的研究員——作了6場報告，內容包括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著作發展的趨勢，並對聽眾提出的有關中國情況的問題作了回答。
在交流過程中，我發現我的聽眾們早已作好接受蘇聯和美國聚合的思想準備了——技術將我們雙方帶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而在這個新世界裡，雙方從生存的渴望出發，可找到更多的共同之處。我相信他們本應該像我們一樣，獲得更為自由的個人表達權利。一些蘇聯學者可能會默認我的觀點，但其他人當然堅持認為美國也會走向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被設想存在於蘇聯。這樣，用所謂的聚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