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以前，甚至可以說在1949年以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習慣於置身中國，就像置身歐洲一樣。《紐約時報》以及其他報刊、電台總會連續不斷地將最新的消息帶給我們。此外還經常有美國旅客從中國回來。
在1949年後，特別是1950年晚期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為敵對區域，因此我們與中國的聯繫被迫中斷。中國官方的聲明像給我們吃一餐經過加工的爆米花。25年來，身處遙遠的美國進行中國問題的研究，我們只留下了兩個印象：其一是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記憶，其二則是從其他人眼裡看到的有關中國現狀的一些表面信息。蒂爾曼·德丁（Tillman Durdin）所撰寫的《紐約時報》式的生動報道被走馬觀花的旅行報告和導遊者去養豬場路上的解說所代替。能夠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採訪的老資格人物少之又少，埃德加·斯諾獲准重訪中國，是其中一位。1960年，埃德加·斯諾給了我們一本有關中國調整政策報道的書［《大河彼岸：今日的紅色中國》（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a Today）］。但是其大部分內容是對新階段新人物的介紹，讓人覺得晦澀而不容易理解。
對於我和威爾瑪來說，1972年重返北京如同畢業40年的同窗聚會。因為我們在了解和欣賞新一代人的面貌的同時，還試圖尋找舊日的夢，訪問舊日遺址和常去之處。而我們這次之所以能夠來到中國，應歸功於尼克松總統的驚人而明智之舉——實然改變了對華態度。
理查德·尼克松是以反對共產主義開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他支持美國對華冷戰，支持與台灣結盟。然而1960年後，他開始了解中蘇關係破裂的真相，於是1968年當選總統時，他希望恢複中美邦交來作為影響莫斯科的強權政治行動。
一旦決心恢複與中國的關係後，尼克松和基辛格開始精心安排並發出了一系列信號，其中主要包括改變冷戰的術語表達並修改相關旨在遏制中國的條例規程。1967年或是1968年的某一天，我在從紐約到波士頓的東行列車上很偶然地遇到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當時我們就如何恢複中美邦交的問題進行了討論。我提到了歷史上的朝貢體制，按照這種體制，外國統治者可以以皇朝天子尊貴賓客的身份悠然自得地出現在北京城。（我還記得在北京曾打算與一位地位較高的教授進行聯絡，當時福開森教授斬釘截鐵地向我表示：「你必須親自去拜訪他！」這種規矩是十分嚴格的。）我繞著彎兒說，毛澤東能夠會見任何國家元首，儘管他本人極少出國訪問，而美國總統卻能毫不費力地前往世界各地。我將自己所寫的一篇文章送給了亨利，這篇文章曾於1966年12月發表於《邂逅》（Enter），題為「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外交傳統」（The ese World Order: the Tradition of ese Fions）。1968年1月我們的專題論文集《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ese World Order）出版後，我也送給他一本。之後在我們的一次交流中，基辛格又回想起了先前的談話，他含蓄地表示那次談話改變了歷史。對於他本人能夠獨當一面的外交能力我由衷地欽佩，當然這種提法是極其明顯的。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拜訪周恩來，以及尼克松將於1972年5月前訪問北京的驚人公告，使整個中國問題重現生機。終於，我們的對華政策出現了大的轉變。富布萊特參議員特意召開了一次秘密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聽證會來慶祝這一自由黨觀點的勝利，約翰·戴維斯、謝偉思和我列席作證。我很榮幸能夠與兩位老友一同參加此次聽證會，如果要說有什麼區別的話，他們的學術生涯由於發表有關中國的報道而橫遭打擊，而我的學術地位卻因此提高了。我們具有相同的職業身份，命運竟有著如此大的差異！在麥卡錫主義時代，作為外交官員的他們成為被攻擊的對象，作為教授的我則僅僅是受到譴責而已，而諸如白修德這樣的記者，相對而言，始終沒有受到任何攻擊。
如今，台灣未來的安全保障成為中國問題討論的核心部分。在《紐約時報》1971年8月12日的文藝教育版，我曾發表題為「台北能夠與北京和平共處」的文章，論證「在北京主權下實行台北自治」的歷史可能性。
我表示：「如果美國停止支持任何一方的話，中國的內戰終將逐漸平息。台灣不是一定要成為北京的勢不兩立的對手，也不是一定要受到大陸的統治……我們應該保持我們對台灣防禦支持的承諾，但是其他方面不要試圖揭開其神秘的面紗。」（稍後，這篇題目不變而內容有所擴充、結尾修改過的文章於1972年2月19日發表在《紐約時報》的文藝教育版上，比2月28日周恩來與尼克松聯合發布的上海公報早了幾天。）
在1971年5月13日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雜誌發表的政論中，我對於任何「台灣獨立運動」的力量表示疑慮，並對以公民民主投票的辦法裁定民族自決在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合法性表示懷疑。讓無知的大眾舉手表決這種公議辦法，永遠比不上由學者為統治者出謀獻策那樣有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總統到達北京時，來自北京的現場直播讓我們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然而並沒有歷史學家在現場親自領悟這一事件所具有的歷史性轉折的重大意義。從電視畫面中看到，一排排戴著皮軍帽的中國儀仗隊矗立在凜冽的寒風中，他們正在飛機跑道上等候著美國賓客的到來，陣勢是多麼莊嚴整齊，氣勢不凡。隨後，「空軍一號」龐大的機身滑到了畫面上端，與炮艦相比更加地有氣派。機艙門打開了，「美利堅帝國」的統治者孤單的身影投到了舷梯上，略帶遲疑，大概是在想會不會有「第七次危機」（Seventh Crisis）正在下面等著他。不過事實上，前來迎接他的周恩來春風滿面，兩人緊緊地握手，而1954年在日內瓦，杜勒斯先生卻曾拒絕與周恩來握手。
隨後，鏡頭又回到了中國一方——接受來訪者檢閱的儀仗隊。這樣的檢閱既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隨著攝像機鏡頭的轉換，尼克松單獨一人走過長長的儀仗隊。他略微向後看了一眼，周恩來在其右側後方緊緊相隨，示意繼續向前。在過去數千年間，數百位外國的統治者就是這樣步履艱難地走過數英里全副武裝的中國儀仗隊，在眾目睽睽之下去拜見中國的皇帝。而2月21日片刻的閱兵式就好比美利堅總統的納貢之路，以示對中國「宮廷」的尊重。
1972年2月上海公報的發布標誌著尼克松訪問北京的結束，之後我們收到了周恩來發來的訪華邀請。但邀請並非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當總理與《紐約時報》的斯科特·賴斯頓（Scotty Reston）談話時，在提到一些老朋友時也提到了我們，還說，我們應該來中國看看。斯科特·賴斯頓曾前往首都醫院（先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進行闌尾切除手術，為中美友誼關係作出了一定的修補。同樣，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和其他人也表示了類似的想法。經過4次邀請後，我也試圖作一些間接的回覆。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的新任大使黃華聯繫，請他探問，如果我和威爾瑪先到達香港，是否能夠進入中國。大約過了一周，在埃德加·斯諾的追思會上，黃華對我說：「你的來訪將會受到歡迎，具體可以和九龍的中國旅行社進行聯繫。」如同舊時廣州的中國貿易講究互相信任一樣，只有口頭協定，無須書面文件的證明。
在我看來，這種非正式的協議也表明了中國對美國的開放尚處於暫時性的試驗階段。另一方面，周恩來不得不提防「四人幫」，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毛澤東。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的巨大轉變最終導致「四人幫」勢力的毀滅。發展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將會促進實現現代化的新政策，同時，這一新政策也是周恩來在1975年，作為其政治生涯中最後的貢獻宣布的。儘管如此，截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標語仍然盛行。
在這種非正式溝通行動的基礎上，我們於5月13日乘飛機前往檀香山。之前前往中國的遊客使得我們對那裡已經有了一種陳腐的印象，而此次我特意以通函的形式提前寄送了一份我們的旅程概要。那時候，我的秘書是一位富有經驗、熱衷騎馬的年輕女士，經過邏輯推理，她認為我不可能在中國短短几日就完成三個月做的事，於是為了萬無一失，她在我的概要之前加入「秘書註：費正清正在嘗試撰寫虛構故事或小說！」（等到我返回美國時，她已經重新回到馬群中，我確信那些馬會為此而感到高興，如同我對它們的興趣一樣。）
經過邊境來到深圳，首先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人們努力工作的景象（事實上，其吃苦耐勞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他們正在毛澤東主席的帶領下建設新中國，他們幾乎與外面的世界隔絕。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