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有關現代中國歷史的研究正在蓬勃發展。美國人心目中的東亞突然擴大到將越南也包括在其中。彷彿是又一次的珍珠港事件。形勢在我們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發生了突如其來的變化。
1960年，當我們乘飛機旅行越過河渠縱橫的湄公河三角洲前往西貢時，我突然意識到應該受到懲罰。越南如此明顯地是中國文化區的一部分，為什麼我們反而要在緬甸停留數周時間呢？在這片土地上，越南人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教化和儒家的文化思想體系，而其剛剛滅亡的王朝統治就是效仿中國清王朝而建立的。越南古都順化（Hué）王宮的布局與北京的紫禁城簡直如出一轍。法國殖民主義在此統治不足一個世紀，給這裡塗了一層殖民主義文化的色彩。就像在韓國、日本一樣，這裡也到處滲透著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迹。
為什麼我之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呢？如同美國的商人一樣，新教傳教士也被熱衷於效仿大英帝國的法國殖民者排斥在外。在哈佛燕京學社的大量藏書中找不到一本越南出版的書籍。簡言之，殖民主義已經給美國的東亞研究定下了基調。
儘管多年來我在演講和著作中提到過越南，但如今我對越南的文化和政體的特殊性的具體現實在感情上仍缺乏了解，這確實讓人感到震驚。哈佛大學和美國公眾一樣，在越南問題上總的來說毫無思想準備。我認為，造成這一局面不能歸咎於學術研究領導上的重大失策，正像不能歸咎於我一樣。這不只是因為我「有失必有得，人不可能做一切事」的態度，而是認為應該把這看作一個研究宏觀問題的專家對東亞問題作宏觀研究造成的失誤。由此可知，我們這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和別人一樣也有文化局限性，由於沒有相關的越南書籍作指引，也沒有個人旅行或是在那裡居住過的美國人進行介紹，導致我們對近在眼前的情況弄不清楚。30年來，我們反覆灌輸必須在思想上重視東亞研究並作好準備，如今出現的危機卻讓我們都措手不及。隨著越南戰爭局勢的進一步發展，我開始提出將越南加入哈佛大學東亞研究項目的必要性。我們必須建立圖書館，開始語言培訓，聘請越南歷史文化方面的教授。這位教授必須起到該領域的學術帶頭人的作用。
60年代初期，我將一位年輕有為的加拿大研究生亞歷山大·巴頓·伍德塞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他的父親為多倫多大學的校長，我曾以羅德獎學金獲得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學本部見到過他父親本人）招募到哈佛大學，從事近代越南歷史的研究工作。他是語言和比較風俗制度方面研究的奇才。他的開創性著作《越南與中國模式》（Vietnam and the ese Model，1971年出版）講述了19世紀早期的越南統治者是如何通過一些有意思的調整來效仿位於北京的清政府的。他在哈佛大學講授越南歷史的課程。
1964年，我再次走訪了西貢，當時美國正準備軍事介入越南戰爭。3月3日，在結束在西貢的討論時，顯而易見的是：
南越軍隊並不願意與他們的同胞打仗。軍官們更喜歡待在城市裡面，而士兵則是來自下層社會的農村青壯年，根本沒有作戰的積極性可言。再多的先進武器和激勵，也始終抹不去當地社會的等級思想，也無法培養出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雖然越南的民族主義可能最終被人們自古以來對中國統治的厭惡所激發出來，但仍然無濟於事。北京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仍持有一種相當靈活的態度，利用美國人率直和注重行動的心理特徵，將我們推到了排外主義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希爾斯曼（Hilsman）是威廉·邦迪（W.Bundy）替代一般被看作美國主張採取實際行動的人試圖以武力解決問題的一個標誌。這種解決方式是我們能夠理解並且理所當然地給予支持的，但是其結果引起了一場在心理上反對我們自己的真正戰爭。我們擁有物質方面的巨大潛力，並明白如何對其加以利用，但我們將發現我們對於文化心理上的力量因素無法充分了解，無法掌控，正是這些因素將導致我們失敗。毫無疑問，我們在此負有歷史使命，即在其民族主義發展足夠強大時退出這一地區。
我們訪問了順化新建的大學，但用餐是在美軍順化顧問團食堂。我們和那裡的美國軍官進行了交流。其中一人告訴我：「佛教信仰是南越軍隊的主要問題。他們不贊成殺生。自己活著，別人也要能活。」他們經常跟美國顧問們說的一句話就是：「不要去那裡，那裡有越共，非常危險。」
因此，在他們穿過峽谷時，如果得知越共在山上，他們就不會去爬山，因為「危險」，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倖存下來。戰爭繼續下去，美國的援助也沒有間斷。但是，他說這裡的戰爭消耗還不如國內實彈演慣用得多，只是更具有實踐性，訓練也相對自由一些。
毫無疑問，這幾個月來，美國的領導人從未穿越過有越共出沒的高山峽谷，更不會研究中越之間仇恨的歷史淵源。他們認為，他們的職責是阻止「鐵板一塊的共產主義」從中國向越南進軍。這顯是然建立在錯誤假設上的想當然，而我們在認識上卻無法指出和防止這一點。但是，我認為這恐怕還有習慣和制度上的問題，即美國教育並沒有提供任何正確看待越南問題的態度和方法。永存在我們心中的不是懷俄明州那小小的比格霍恩河，而是卡斯特（Custer）將軍英勇無畏且過於自信的精神。
從1936年到1965年的30年間，哈佛大學一直在從事中國和東亞的相關問題研究，但我們並沒有將越南納入我們的視野，這無疑是一種難以在短時間內彌補的學術上的空白。在英語文學中，越南是一個還未充分開發的主題，因此想要指導國家對這一地區的政策，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研究工作。雖然我能夠也必定會加入到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行列中，但我對這個地區並無太多專業知識，也無法提供歷史研究方面的深刻見解。
1966年，我們開始籌措資金以為越南歷史的教學研究謀求一個教席。儘管哈佛圖書館還沒有收藏越南文的書籍和資料，但我們自己收集了一些越南文的書籍，專門放在研究中心的一個房間里。在威德納圖書館的書架上，越南仍屬於「法屬印度支那」的類別。到1975年，在東亞訪問委員會（East Asian Visiting ittee）的幫助下，尤其是其監察理事會的兩位成員奧斯本·艾略特（Osborn Elliott）和白修德的傾力支持下，在我們國家深陷對越南研究的空白10年之後，我們終於為哈佛大學研究越南歷史的教授崗位籌到一筆基金。我們以肯尼斯·揚（Ke.Young）的名字命名了這筆資金，他是我們早期的一位研究生，曾擔任過肯尼迪總統駐泰國的大使。經過一番推推搡搡，伍德賽德被任命為越南歷史研究的教授，是美國在這方面唯一一位教授。然而，他骨子裡仍然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加拿大愛國者，美國最終捲入越南戰爭，使其對美國不再抱有幻想。很快他離開哈佛大學前往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y of British bia）任教。於是哈佛大學越南歷史研究教授的職位一直處於空缺狀態。
我堅信，哈佛大學對於諸如越南這樣重大的外交政策問題應當加以關注，但並非是大眾認為的那樣，屬於危機發生後下意識的反應。越南對其自身以及作為中國文化區域的一部分有著內在的興趣。這就出現了與中國、韓國甚至日本進行比較研究的機會。哈佛擁有對這些毗連區域研究的能力，因此對越南的研究自然也是其職責所在。歷時8年的戰爭最終使得越南有必要成為美國——東亞領域研究的關注焦點。
越南研究的這種成敗未知的狀態，對力圖起學術帶頭作用的哈佛來講確實是種失敗，這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其機構發展的失敗。然而，目前越南研究的團隊還沒有組建起來，與從事東亞歷史研究並享有終身職位的教授隊伍增長速度不相匹配。歷史系本身凝聚力的衰退就是機構建設的一個大問題，其成員的團體意識從各個角度開始碎裂。隨著概論課程在各個學院深入展開，其在大學中的吸引力正在逐漸消失。追求專業化開始在老師中成為普遍現象，之後在學生中也開始出現。每個人都專註於自己的專業方向。正如我的同事伯納德·巴林（Bernard Bailyn，1981年擔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所言：「每個人看來都願意成為名家，拋開自己的日常工作從事更為專業的研究。」
部門缺少凝聚力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行政管理的多樣化。許多人承擔大學以外的項目，甚至是只在系裡掛個職而已。那些從二戰戰場重新回歸教職的教員更傾向於依靠秘書和錄音電話，自攬項目和獨立預算。於是，系裡很多人員很快開始自立門戶，獨立於部門之外。
此外，我認為凝聚力的衰退也是一種典型的「哈佛癥狀」——由於人們對哈佛的固有印象往往是其無與倫比的輝煌，這裡的人不可避免地出現驕傲自大的傾向，換句話說就是集體的過度驕傲。而對於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