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開拓者的優勢在於，他不僅可以了解該領域的全貌，還可以發現「金礦」並佔據最有前景的研究點。對於近代中國的研究，我始終有著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即進行全面理解，似乎想要用一個大網儘可能地將可控範圍的領域全部籠罩起來。首先是書籍方面，在威爾瑪的幫助下，我整理了幾抽屜的參考書目卡片，以及自1936年以來這方面的英文資料，甚至還包括我返回哈佛之前的一些著作。我想了解每一位出版過有關中國研究著作的作者。由於語言學習佔去了不少精力和時間，這項工作也成為一項艱巨的任務。多虧有中國和日本方面的幫忙，前文提到的各種附有內容介紹的描述性書目的彙編工作才得以完成。
其次，我想了解該領域的每一個人以及他們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於是我不得不奔波於各個集會或研究協會的年會之間，非常忙碌。最終形成了周遊全國各地的慣例，包括進行講座、參觀學術中心以及會見各界人士。通常，我會事先安排旅行日程，這樣在前往某地的途中，我可以在別處停留來查看我想了解的情況。「要想了解中國，就得四處走走。」我以實際行動表明我能以最小的成本完成這件事。多年來，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已去過很多地方，並與各地有關人士進行過數百次的談話。
我到處發表演講的推動力要歸因於一種類似傳教士的熱情（我注意到賴紹華也有這樣的熱情），這種情況在美國比其他地方要普遍得多。我猜想，許多持有老派觀念的人多少會對這樣的行為方式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一定會驚訝，究竟是貪婪還是權力或是狂熱盲信的驅使，讓我們這樣充滿幹勁。或許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學術事業創辦人固有的熱情和抱負，它是伴隨資本主義兼并活動而來的那種向外擴張的一種反射。
就我而言，我認為在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同事、可能的朋友，我們或許可以為其提供幫助。對那些學術研究水平比我高的學者，我從不吝嗇於鼓勵和支持。我覺得我們都需要道義上的支持。在這方面，我能夠理解小城鎮里的那些宣傳鼓動家的動機，他們不僅在扶輪社和吉瓦尼斯俱樂部（Kiwanis Club）集會上發表演講，同時他們也是美國組織推動力的典範。我們堅信，只有發展才能拯救世界。我不贊成那種僵化的觀念，即認為發展確實會造成對我們的首要威脅。多一點總比少一點要好，至少在一個人自己的認識領域裡是如此，就算是事情朝糟糕的方向發展也是如此。
毫無疑問，我們真正的解決辦法在於出現更好的組織以及進行更好的合作，在全世界範圍內撒下我們的大網。對我而言，出國旅行自然也是實現這一目的一部分。
1952年至1953年，在日本有10個月的時間學習語言和研究文獻目錄，這對我們這樣已有一定專業水平的人來說，時間相當充裕。在一個日本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小群體中，我們結識了一些好朋友。山本達郎（Tatsuro Yamamoto）是東京大學最具有國際意識的一名教授，同時，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藝、溫文爾雅的貴族，精通法語、英語、漢語以及其他多種語言，此外他還是中越問題研究方面的權威，也是國際學術組織的日本代表。1951年至1952年，山本達郎一家來到哈佛大學。此後，我們又在印度意外地遇到了山本達郎本人，當時他正在指導一個日本測量隊測量和拍攝印度國內的建築遺址，其工作的開展如同蠶吃桑葉，有條不紊。1953年，他的夫人山本純子（Sumiko）幫助我和坂野正高（Banno）完成了有關近代中國的日本著作的參考書目的編譯工作。她在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Iional Christian Uy）從事教學工作，並發表了論述20世紀20年代中國反基督教運動的博士論文。與這些性情文雅的朋友比較，我們覺得自己粗野不堪。
20世紀60年代，我曾環遊世界兩次，約翰·林德貝克也同樣如此。我們都將對中國的研究視為一種全球性的事業，渴望了解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的台灣地區、日本以及蘇聯，在這方面正在進行的研究情況以及我們之間如何開展合作。
1960年，10歲的勞拉和6歲的霍莉也一同加入我和威爾瑪的旅行，這無疑給我們的旅途增添了極大的樂趣，也使我們與當地人接觸時要自然和輕鬆許多。我們首先遊覽了羅馬和雅典，隨後我們拜訪了英國駐保加利亞大使安東尼·蘭伯特（Anthony Lambert）爵士，他是我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時的同學，我們在他那位於索非亞（Sofia）的寬敞的大使館待了一周時間。而在我和威爾瑪首次體驗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首都時，蘭伯特的兩個女兒與我們的女兒就在一起玩耍——街上到處是行走的人以及渴望與我們進行交談的受到壓制的知識分子，即便只是談論一些司空見慣的事情。在播放音樂的空當，安東尼和我私下低聲交換了一些政治看法，生怕大使館會裝有竊聽器。
隨後幾個星期，我們參觀了以色列和印度總統尼赫魯統治下的新德里，還順道去了尼泊爾，在這些地方我們看到了舉國上下為民族復興所作的努力。之後我們又在緬甸待了兩周時間。美國新聞處（USIS）駐仰光辦事處的負責人恆安石（Arthur Hummel，Jr.，恆慕義之子）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幫助，我們參觀了曼德勒地區（Mandalay），還驅車前往蒲甘（Pagan），參觀了那裡40多座主要的中世紀佛教遺址，並在大多數的寺廟拍了照。總的來說，這是一次英國式的旅行，那裡氣候乾燥，陽光十分充足。此外，我與當時緬甸的當政者總理吳努（U Nu）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富有理性的交談，當時的緬甸人民對於工業、冷戰甚至旅遊業都一無所知，他們生活貧困，排外，完全處於消息閉塞的「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中。相比之下，曼谷、吉隆坡、新加坡、西貢以及香港似乎較為現代化且社會在快速變遷。
位於中國以南的是一些信奉印度教或佛教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學者似乎對冷戰無動於衷。讓新德里深感憂慮的是，它與革命中的中國曆時已久的邊界之爭，並且在1962年印度軍隊甚至向中印邊境的中國軍隊發起了進攻，最終還是被徹底打敗。這裡除了政府部門的外交官之外，沒有任何在漢語方面訓練有素的人才，大學也沒有開展太多認真的研究工作。緬甸一直有著中國「入侵」的夢魘，在那裡只有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教員，他曾在耶魯大學學習漢語。泰國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雖然他們更直接地處於武力威脅之下。經過這幾日在各大首都的遊覽經歷，我發現這些與中國接壤的邊界國家對於漢學的研究還幾乎處於空白狀態。吉隆坡、新加坡以及西貢算是半中國化的城市，但這些地區幾乎還未開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研究。馬尼拉（Manila）在這方面剛剛起步，只有一位我在哈佛大學的學生在耶穌會的支持下從事教學工作。在這些首都城市，我與重要人物有過會面，作了幾次講座，還探望了一些老朋友。而這些老朋友大多都是記者或外交官，是駐外機構或部門中主要的兩大類群體。
香港當然是走在最前列的漢學研究中心了，但香港本地的企業和公司不設基金會，因此，儘管香港有著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便利條件，但其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卻也主要依靠紐約的福特基金會的資助。由於某種原因，學者從事諸如社會科學、歷史學科等抽象的研究項目是一件難以及時獲利的事情，所以沒人能決定是否應負擔這樣無利可圖的投資。在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香港分會，我作了主題為「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ese Studies in the USA）的演講，受到人們的歡迎。其間，我提出歷史知識是防止思想狂熱的最佳手段，但幾乎沒有人對這樣的提議有所反應，只是在我提到有效的學術激勵和攻讀學位的候選資格時，才有一些聽眾表現出一定的關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我在香港的6個公共機構作了十幾次演講，同時也結識了很多的朋友。
在我們四人的旅行中，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在西貢再次見到我們在華盛頓時的朋友雷正琪（Wolf Ladejinsky）。他閱歷豐富為人熱情，先後在日本、中國台灣、菲律賓以及印度等地進行土地改革，是一位重要的改革者。他和我們的女兒很快成了朋友。事實上，當時他正準備前往南越，擔任吳庭艷總統的土地改革顧問，卻不知這是麻煩開始的前兆。
1960年的旅行讓我們對台灣地區的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相關情況有了一些了解。我們在台北停留了7周時間，住在「國立台灣大學」的一間房子里。此時，重組的國民黨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利用10年時間鞏固了其統治地位，它致力於土地改革和工業化發展，使人看到了一個現代化的志在改革的政權形象。對於這一目標的實行，他們已經具備了種種便利條件。經過1895年至1945年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