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革命我們應持理解的態度，而非衝突和歇斯底里，這是一項全國性的工作，我們在哈佛大學培養教師隊伍與出版書籍，可以在這方面起到一個表率作用——我想這一點是我們起碼能做到的，如果說哈佛具備一些其他學校所沒有的優越條件的話。儘管如此，中國以及東亞領域的研究工作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個組織作統一安排，只有通過建立組織機構才能保證全國各地有才能的研究人員獲得新的資助。我們需要建立全新的學術機構來實現這一目標。先前在哈佛大學創建研究中心並組織研討會，這引領我很自然地參與了這個全國性活動。
1959年，我擔任了美國亞洲問題研究協會（Associate for Asian Studies）主席，此時我發現了一個主要的問題，即如何得到一些基金會的支持，以發展研究會的機構設施。當時擔任財務的是密歇根大學的一位教授，他是義務服務的，不收取報酬，另外還有一位有報酬的行政管理者，這樣一來，協會的資金可以得到合理妥善的處置，同時也保證了會議的正常召開和委員會的正常運行。但是處於決策層的亞洲問題研究協會（AAS）高層卻是一盤散沙。其領導成員每年改選3名，任期3年，因此他們也僅僅了解3年的協會工作事務。在收到資助款的2年後，很少有人還會想得起這筆資金最初的用途，3年後就徹底無人知曉了。然而事實上，協會很多有意義的項目需要5年的資助才能完成。
福特基金會，特別是其海外培訓研究委員會（Board on Overseas Training and Research）提供了3000萬美元大力資助東亞問題研究，為此，我利用資金首先採取措施設法補救因亞洲問題研究協會領導團隊反覆更替而造成的問題。我指派了休·博頓（Hugh Borton，日本問題專家）和諾曼·布朗（Norman Brown，印度問題專家）等一些忠於職守的成員，我還成立了亞洲問題研究協會的研究與發展顧問委員會（Advisory ittee on Researd Development），該委員會的委員5年輪換一次，均由經驗豐富的資深學者組成，能夠取得基金會方面的支持。他們的頭銜之所以被稱為「顧問」，其目的在於，一來防止董事的懷疑，二來避免章程隨意被修改。
此時，全國各地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正在準備實施各自的計畫和項目。或許他們的中文水平勉強合格，但是他們從美國人的角度，看到了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包括編輯參考書目、建立圖書館藏、收集翻譯作品的原本、開展語言培訓、在香港建立研究基地、舉辦研討會等。自20世紀30年代起，這些需要實施的項目就逐漸開始成型了。其中最必要的工作就是面向全國廣納人才，即開展博士學位以前的培訓項目以及博士後的研究計畫課程。福特基金會以及其他機構已為此準備了必要的經費，目前唯一欠缺的是設立一個行政機構。
這樣一個機構必然是由學者組成的，且他們能夠以國家利益和互相信任為前提進行協作。正如1959年4月我寫給福特基金會的信中所表示的，在過去15年中，由於中美事件的影響，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受到很嚴重的「情感上的牽連」，從其他人的表示可以看出，甚至我自己也多少受此影響。因此，我認為，在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新領域（例如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我們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即研究人員彼此之間如何搞好合作」。「我們必須在有可行性及不偏不倚上取得一致，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最低程度的合作關係。」簡言之，我們必須克服麥卡錫時代對中國問題研究領域所造成的分裂。
一種粗淺而陳腐的看法認為，麥卡錫——麥卡倫在中國問題研究上造成了「一半對一半」的分裂。事實並非如此。真實的情況更像是馬肉兔肉一鍋燉，雖然兩種都有，但力量對比懸殊，其大小差異非常明顯。除了西北大學的科爾格羅夫（Colegrove）和麥戈文（McGovern）教授以及諸如饒大衛、迪克·沃克（Dick Walker）等其他一些來自耶魯大學的學者外，其餘主要是支持國民黨、主張對中國實行干預的學者，他們主要來自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遠東與俄羅斯學院（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1946年由戴德華將其組織在一起。該組織包括幾個來自納粹德國的流亡漢學家，包括魏特夫和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流亡學者。他們集中在一起，對1850年至1864年間那場震驚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進行了深入、實證性和多學科的研究，無論從領導、組織角度還是學術角度來講，這都是一項巨大的成就。從零開始創建中文圖書館也是其成就的一部分。戴德華不僅要給這些背井離鄉者鼓氣，保持這些流亡者的鬥志，同時還要和那些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們的人作鬥爭，當時那些人將戴德華列入了嫌疑教授的名單中。
起初，戴德華是屬於支持國民黨一方的，但在麥卡倫委員會面前他也是一名表現得很友好的證人，與此同時，他的德裔同事卻擔心他出現親共產黨的思想意識偏差。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中國通們整個群體對思想鬥爭並沒有那麼神經過敏。麥卡錫時代導致西雅圖的這些人成為被孤立的少數派。中國共產主義的崛起引起了這個群體的濃厚興趣，使他們開始這項事關重大的重要研究工作，對此，福特基金會也作出響應。現在至關重要的是，我們齊心協力促進該領域的研究發展。
1959年6月19—21日，古爾德會議在紐約市多布斯渡口（Dobbs Ferry）一個屬於紐約大學的會議廳召開。會議的實際目的在於討論資助渠道的設立，通過這些渠道，福特基金會得以提供資金來支持當代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發展。作為新上任的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主席，我被推選為這個三人委員會的總負責人，其餘兩位分別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韋慕庭（Martin Wilbur）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亞瑟·斯坦納（Arthur Steiner）。我提出了會議日程安排，並提出理應在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之下設立一個發展委員會。從形式上來看，會議由新成立的亞洲問題研究協會研究與發展顧問委員會負責召開，該委員會的領導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比爾·洛克伍德（Bill Lockwood），我們需要向其彙報工作。
從西雅圖一方的角度來看，這次會議完全是美國東部集團同自己的一次合作，即主要由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起著一種制衡作用的西海岸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之間進行的。但會議更重要的在於討論如何研究中國共產主義的問題。一些亞洲問題研究協會的中國通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僅僅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階段，而事實上，它也是由蘇聯發起並指導的全球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戴德華和他的主要同事梅谷（Franz Michael）還強調區域研究應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即利用所有的社會科學方法並借鑒對蘇聯問題的研究經驗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進行研究。如今回顧起來，這確實是一項正確的舉措。這與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e Research cil）提議創立一個發展委員會的想法相同。
從4月到6月，我一直忙於亞洲問題研究協會的工作，負責聯繫全國各地的學者。我擬定了一份邀請大約25名會議成員的名單，其中包括一些政府人員和福特基金會的人員，同時我還擬定了一個可被大家接受的會議議程，以便我們所需要的各類論文資料能在會議上得到討論。古爾德會議於1959年6月底舉行，一連3天共5場研討會，會上討論了眾多項目並在許多問題上取得共識。但是在最後一場研討會上，關於選定發展委員會的組織者的問題出現了分歧。我發現很多人並不贊同由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來主持工作，反對者不僅包括來自西雅圖的成員，還有諸如麻省理工學院的白魯恂（Lu Pye）這樣的政治科學家。最終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分歧，實際上是區域研究方法與跨學科研究方法的較量。我們的目的是想用多學科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但是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並沒有辦法判斷到底是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更能勝任，而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是一些主要學科研究組織的代筆，有能力作出這樣的判斷。事實上，亞洲問題研究協會是一個民主的萬花筒，其領導人每年更換，沒有一個領導團隊能記得三年前的事情，因此很難得到基金會的信任來確保實施一些連續性的項目。相反，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由長期專業的行政管理人員管理，他們有長期的責任心，並且就在紐約日復一日地向人們表明他們是可信賴的。
經過激烈的討論後，會議成員開始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出現了分裂。名義上，很多人支持由我代表的亞洲問題研究協會提出的方案，實則多數人放棄了投票權。我開始意識到，支持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創立發展委員會是有道理的，而我之前對該會並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