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待中國問題上，辦教育是應對麥卡錫主義的最佳方式。我由於在「失去中國」問題上而遭受公開譴責，這促使我決定承擔起教育美國公眾的義務。在朝鮮我們與中國人作戰；在麥卡錫時代我們又譴責存在我們當中的所謂陰謀家。然而，所有的努力換來的只有失敗，朝鮮並沒有統一，也沒有在國務院查出共產黨分子。因此，如今是我們應該運用知識和理性解決問題來取代暴力和恐懼的時候了。
1954年後，促進美國對華研究也因此成為一項有關國家政策的活動，但這主要是由個人基金會和高等院校具體運作。隨著我們在哈佛大學以及其他研究中心繼續從事培訓和研究工作，毫無疑問，我們這裡正在創建這個國家所需的知識體系和大批教師隊伍。隨後我們的越南戰爭的經歷，這種想法不僅沒有放棄，反而是更加強化了。如今人們對於知識和理性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迫切。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我們的未來需要我們自己來創造，放任自流只會自取滅亡。我們注意到曾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種超過百分之九十九如今已經銷聲匿跡了。
創建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並不是特別困難，慢慢組建自然會水到渠成。到1955年，東亞區域研究領域為期兩年的碩士研究生培養項目每年大約可培養14名畢業生。其中一部分人將繼續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到1956年，歷史與東亞語言方向的聯合博士學位申請註冊共有26名申請者（1975年則達到70人）。這些人都成為研究人員，他們的論文也可能成為一些有價值的作品，出版成書。1947年，我們出版了年刊《中國研究文叢》（Papers on a），其內容主要包括區域研究和我主持的清代文獻研討班的一些論文。就這樣，我們培訓的系統工作自然而然地促進了一系列著作的出版。
1955年，在福特基金會一位代表的支持下，我們組織成立了更加正式的研究中心，同時福特基金會的人士將為我們提供資助以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有了資金的支持，我們幸運地聘用了來自匈牙利的亞歷克斯·埃克斯坦（Alex Eckstein）博士，他對事業的發展充滿了熱情和信心。同時，我們還受到卡耐基基金會的資助，進行中國政治問題的研究。在1956年至1973年間，這些科研經費由我的助理弗吉尼亞·布里格斯（Virginia Briggs）夫人負責管理，她還負責東亞區域研究碩士學位課程以及歷史與東亞語言聯合博士學位課程的財政預算工作。1960年，福特基金會又提供了100萬美元的資助，用以從事中國、日本以及朝鮮地區的研究工作，為此我們面對亟須改組機構的需求。
有趣的事情發生了。東亞區域研究碩士培養項目引來了許多在研究院有志於研究東亞問題的低年級學生。而聯合博士培養的項目也正在招收博士候選人，但是只有3個而不是4個歷史領域要求同時具備漢語和日語兩種語言能力。這些新的培養項目顯然是適應時代發展需求的，其中他們招到的東亞問題研究方向的學生比歷史以及東亞語言方向的學生要多，而所有的培養項目都是由我和布里格斯夫人負責管理，地點位於鄧斯特大街16號（16 Dureet）。
這是一座建於1910年的高檔住宅，套房由鑲嵌板隔成，一共有五層樓高，位於封閉的院子當中。從精美的鐵柵欄和大理石庭院看得出昔日莊嚴而宏偉的氣勢。可以在陽台上唱聖誕歌，樓下的人們則可以隨著音樂翩翩起舞。以前的書房大小與現在的會議室大小相仿，而以前的卧室大小類似於現在的書房，當然這樣浪費空間的情況現在不會持續下去。事實上，鄧斯特大街16號的建築已經有些過時了，讓位給當代小屋霍利約克中心（Holyoke ter），當年其設計理念在於保護使用者不受灼熱的太陽光照，大概設計師的腦海中始終希望這裡能夠保持西班牙永恆的夏季吧。
1960年，我們搬進了從前的大使公寓旅館［Ambassador residential hotel，之後經過重新翻修為阿奇博爾德·卡里·柯立芝大廳（Archibald Cary Coolidge Hall），成為研究中心之一］，這裡的浴室充足，以至於每一兩個書房就配有一個浴室，於是我們在這裡工作15年的時間中一直受益。浴缸為我們提供了存儲空間，其他的擺設讓人覺得不受限制，十分自由，不會讓人感覺像一條流水線那樣人挨著人。蘇聯研究中心和中東研究中心也位於這裡，此外，我們還利用補貼開設了一個小食堂，慈祥的布萊克夫人每天都會從家來到食堂為三四十人準備膳食。
1960年的整頓改組，我們聽從了埃德·賴紹華的建議，將區域研究系交由東亞語言系管理，因為不管怎麼說，東亞語言系的人早已從事語言教學工作了。我們還聘請了一位兼職的管理者，單獨負責聯合博士培養項目的工作，管理者主要幫助學生聯繫就業市場，而這些都是博士生必須進行的活動。如此，這使得研究中心不再進行教育工作。從1960年起，研究中心僅僅從事研究工作，但仍然由本來是教師的那些研究人員進行管理。簡言之，我們在哈佛大學文理研究生院中首屈一指，不僅連續不斷地擁有攻讀各個學位的優秀研究人員，同時還是使論文著作變成書的專門機構。研究中心除了為一些研究項目提供資金，其大部分工作還是推動研究院的出版工作。
東亞研究中心裡每個人不同的情況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另一番有趣的景緻。總的來說，研究中心共有大約25位教授屬於執行委員會成員。1955年至1975年的20年間，獲得至少1000美元的津貼的研究人員以及其他人員共計200人。而另外60人使用我們的地方，但不由我們提供資金。工作人員中超過一半的研究員和津貼獲得者出生在美國之外：其中50人出生在中國，35人出生在日本，6人出生在朝鮮，12人出生在亞洲的其他地區，12人出生在歐洲——由此組成了一個國際化的大部落。撰寫論文的高年級研究生也可以利用研究中心的各項資源。在此期間，超過60人獲得歷史與東亞語言專業的博士學位。與此相比，在哈佛大學其他院系獲得東亞研究博士學位的人共計275人左右。由於人員流動，研究中心每年必須在由學校提供的場所中為流動人員增加25到40張桌子。
20世紀50年代末，研究中心開始逐步開展出版項目，到20世紀60年代它的發展已經勢不可擋。在這幸運的二三十年里，手稿、資金以及管理通通彙集而來。我從不認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僅僅是為了培訓。對於現代中國的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我們需要從歷史角度思考作為專題論文的基礎。關鍵事件的敘述、內容可靠的傳記、思維和體制的研究都迫切需要給我們一個輕易有效的用英文記錄的通用信息基礎。幸運的是，我們國家的教育恰好能達到這種程度，這為完成博士論文作出了巨大貢獻。
出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編輯工作，伊麗莎白·麥克勞德·馬西森（Elizabeth Maatheson）是我們作品產出的一個機密人物。她於1955年至1974年間擔任總編輯一職，培訓了大量能幹的同事協助其工作。在通過她出版研究生的研討會報告以及書稿的同時，她還幫助研究生們學會如何寫作，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意外收穫。
托馬斯·J.威爾遜（Thomas J.Wilson）曾擔任哈佛大學出版社社長（1946—1967），他高大威武、友善且充滿了奇思妙想。一本具有可讀性的新領域手稿總能很快勾起他無窮的想像和熱情。我們的東亞研究中心為哈佛大學出版社提供了一個難以拒絕的生意——一系列符合時代需求、亟待出版的手稿，對中國的革命、革命背景和發展作出了解釋。與此同時，這些手稿均已編輯過，語言方面的問題也得到了校正。我們的編輯可以核查羅馬字母的準確書寫，並負責術語以及參考文獻的編譯工作，包括中文、日文以及其他東亞語言。此外，研究中心還為此提供了抄寫員。哈佛大學出版社因此也可以節約成本，不需要越過太平洋就可以獲得文學作品。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關於乾隆皇帝的書就像出版《俄亥俄州的威尼斯堡》一樣輕而易舉。
托馬斯·威爾遜和我都極其重視我們之間的通信，它可以交流感情，又不需要相互客套。後來他受託出版一本收錄我的隨筆和書評的小選集［《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利堅合眾國》（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1967年出版］，當時我送去了一篇「匿名讀者」的報告，「將你從麻煩中解救出來」。湯姆把這篇報告發表在哈佛大學出版社的時事通訊上。
我們不會嫉妒將這個毫無頭緒的大雜燴整理出版的編輯。然而，費正清先生顯然講學多年，聽他講課的學生絕不可能總是同一群體，由於長期對著不同的學生講授同樣的課程，可見他老生常談的功夫連理查德·尼克松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