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作為一場總危機的一部分，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爭論開始升溫。在1947年已經採取了一些積極的步驟：丘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杜魯門主義提出保衛希臘和土耳其，在哈佛學位典禮上宣布馬歇爾計畫，等等。但是1948年則帶來了很多壞消息：共產黨在捷克斯洛伐克發動政變、柏林封鎖危機和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的建立，以及湯姆·杜威（Tom Dewey）州長在其總統競選期間徒勞地利用我們在中國問題的爭論。在這層層迷霧之下，終於發生了1948年8月的希斯案（Hiss case）。
如果你不了解希斯案，我該如何在這兒向你解釋呢？在大約一年半的時間裡（1948年12月提出指控，1949年7月陪審團未能作出裁定，1950年1月以偽證罪定罪），阿爾格·希斯——一個看起來很正直的典型哈佛楷模，聯合國在舊金山成立時秘書處的組織者之一，退休時的身份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作為失敗的一方出現在了許多書刊的如同偵探小說般的大字標題里。事情變得很明顯，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樣，在30年代的華盛頓新政（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時期同共產黨人有聯繫。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十分震驚而且駭人聽聞的消息，因為這意味著共產黨的顛覆和欺詐活動事實上已經出現在了美國政府內部。無論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南瓜文件」（國務院文件的複印件）是否為真實的（在我看來其內容似乎明顯不合邏輯），也不管阿爾格最終以「用打字機偽造假文件」罪名入獄是否如他聲稱的那樣為捏造，事實是他確實仍然和這位共產黨人錢伯斯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他最初在1948年時試圖隱瞞這點。我從未發現任何證據表明阿爾格的行為給我們造成了什麼損害，但是給他定罪使得加利福尼亞州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成為將我們從長春藤聯盟叛徒那裡解救出來的救世主。不幸的是，尼克松先生自己沒有從這個案件中吸取教訓，那就是：在這個警察捕捉盜賊的小說日益增多的國家裡，千萬不要試圖隱瞞真相。
到了1949年，形勢依然沒有改觀。中共在1月進入北京，4月又進入上海，10月，毛澤東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成立，9月，蘇聯引爆了他們自己的原子彈，打破了我們在核武器上的壟斷。1950年則是轟動一時的原子彈間諜案的揭露開始了，6月，北朝鮮入侵了南朝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到5年的時間裡，我們又捲入了戰爭。麥克阿瑟將軍過去曾是最幸運的軍事天才之一，但是在冬天的夜裡被穿行於北朝鮮難以逾越的山區的中國志願軍所愚弄。除了軍事上的勝利，找不到其他可行的辦法來結束戰鬥，結果在1951年4月被召回國內。到了7月，國會進行了為期整整一年的關於太平洋國際學會的聽證。
對於大約從1950年至1954年的這段被稱為「麥卡錫時代」的非常時期，已經有很多人分析過它的形成原因。由於經歷過這段日子，並讀過部分相關的書籍，我對導致這段歷史的一些原因同樣印象深刻。
1.總的來說，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大恐慌」是一場由普遍存在的缺少安全感引起的，這是美國人民本身的一種病態心理。這種不安全感體現在對國家安全、美國價值觀以及自由主義體制脆弱性的擔憂上。不久前在這場最大規模的戰爭中被擊敗的敵人——極權主義、警察國家——似乎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繼續存在著。共產主義運動在美國十分活躍，而且已經活躍了很長時間。密謀、欺騙、刺探、無情的黨內紀律、統一戰線策略、操控自由制度，所有這些都威脅著我們自由無慮的生活方式。從1945年起，原子彈不可思議的巨大破壞力就成為人類生存的巨大威脅。蘇聯很明顯是通過間諜活動才能在1949年製成核武器，這成為一次意識形態鬥爭的勝利，與我們格格不入的共產主義信仰正在我們之中秘密開展破壞活動。這不是在開玩笑，我們必須為了保護自己而採取行動。
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可能在於這種意識形態的危險對於舊的自由主義信條有一種麻痹作用，人們無法再通過表象來判斷別人。在一次太平洋國際學會美國分會的董事會議上，當時希斯也是董事會成員之一，我記得曾向董事會主席阿瑟·迪恩（Arthur Dean，沙利文和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重要且正直的合伙人，板門店朝鮮停火談判時勇敢的美國代表）表達過我的看法，我不知道我們如何變成審判者並對阿爾格進行質詢，「每個人都有表達自身意見的權利」。但是很快我就不得不接受另一種原則：「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自由主義的指導原則是十分混亂的。你的鄰居極有可能是一個間諜，正是因為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一個間諜——這不正是一個間諜應該表現出來的嗎？那你還可以相信誰？個體的想法可能不再只是涉及他個人的事情。對意識形態顛覆活動的恐懼導致了對於整個知識界的恐懼。阿爾格·希斯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他是一個有風度的人，他受過的教育遠高於指控他的人，但到最後，卻是那個平庸的人勝出了他的這位哈佛人。
2.大量的共產黨滲透活動使得政府建立一個忠誠的安全審查機構變得名正言順。美國共產黨從1928年起就主張由獨立的知識分子來領導世界革命，從1935年起他們的統一戰線改變了策略，開始利用統一線組織蠱惑、慫恿自由主義者，聲稱「共產主義就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在華盛頓新政時期，共產黨基層組織、研究會和間諜組織開始出現在很多部門和機關。於是1938年，眾議院建立了非美活動委員會（Un-Ameri Activities ittee），後來參議院司法委員會（The Senate Judiciary ittee）也相應建立了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Internal Security Subittee）。
通過這些委員會，國會能夠以開展調查的方式明確公眾的關注焦點。其開展調查的權力最初只是作為制定律法的基礎，後來逐漸發展成直接採取行動以「指令性宣傳」，揭露罪惡行徑來將其消滅。這樣一來，國會的活力彌補了行政機構的鬆弛狀態，如此便為充滿野心的企業家們打開了一扇大門。
3.當兩黨制政治體系中的「正常」輪替開始出現不平衡時，這個忠誠的安全審查機構就開始活躍起來。共和黨代表東部大企業家、西部小城鎮商業者和農民的利益，從格蘭特到胡佛，中間除了在克利夫蘭和威爾遜兩位總統時期，民主黨短暫執政，始終是共和黨在治理著美國。但是大蕭條使那位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上了台，他對他所代表的階層（當時他正努力拯救這個階層）的「背叛」持續了不只是兩屆，而是四屆！以湯姆·杜威州長為代表的共和黨滿懷期望打算重返執政黨地位，卻在1948年大選中遭遇杜魯門的重大打擊，這讓很多人都難以接受。
因此，1946年後共和黨國會有著複雜的行為動機——對付民主黨的「背信棄義」，將立法權掌控在自己手中，通過揭露我們身邊的叛徒來保衛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對機遇利用最為充分的，就是政府計畫委員會（Gover Operations ittee）的主席、參議員喬·麥卡錫。
這類接踵而至的爭論自然會經過媒體的渲染操作，然後吸引公眾多得近乎病態的注意力，25年後的「水門事件」也是如此。所有參加爭論的人都像在做戲，充滿激情，可是這是真的。在20世紀80年代里，已經幾乎不可能再重現和描述（僅指用文字）這種猜疑、麻木的歷史氛圍了，潛意識裡的恐懼在美國公眾中無處不在。這離我們美好的現在已經很遠了。最終拯救了我們的民主制度是其自身的司法體系，而不是依靠政治領袖以及公眾的勇氣。
「失去中國」這個詞從字面上來看十分可笑，但是它對於美國公眾的心理來說，是有著一定歷史真實性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每年大約有1000名到中國去的傳教士回美國休假，這些人可能會每天都在選民中活動，迫切地希望選民們對其在中國的崇高傳教工作一直保持興趣。結果導致他們對中國人經常採取領主式的、有時是屈尊俯就的態度，雖然這種態度也是溫和的和贊助式的。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援華聯合會發展成了大型機構。雖然到1943年時，自由中國的英勇美德已不存在，但它過去所造成的神話依然縈繞在人們的記憶中，並被當作世界上真實的存在為人們所珍惜。
時勢使人進步。阿爾弗雷德·考爾伯格（Alfred Kohlberg），一個從廈門、漳州以及福建其他港口進口蕾絲的紐約富商，從1943年起就發瘋般地攻擊太平洋國際學會，指責其對於共產主義過於軟弱。1927年至1937年國民黨在南京執政的十年間有不少支持者，其中很多已經重新整合組成了「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ittee 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