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中國回到哈佛，我就開始同時從事兩項工作——一面教授中國歷史，一面開始大膽地評論對華政策。社會對於這兩個方面都有很強的需求，因此這兩項工作也就很自然地結合在了一起，而我則在同一部錄音機和同一名秘書的幫助下同時進行著這兩份工作。在戰略情報局和戰時新聞局我結識了很多官員和記者，在這個不斷壯大的小團體中，我成為其中善於辯論的一員。實際工作中積累的經驗和我對中國歷史的不斷研究增強了我這一貫有的自信心。自1941年以來，我在中國和華盛頓都主要是通過書面文字來與人打交道，並達到了自己的目的。1946年以後，這種書面溝通的方式變得更加重要，因為我在遠離中國的地方對著更大的觀眾群談論中國問題，我必須向人們解釋清楚中國與美國的區別，解釋某些英語辭彙在與中國溝通的過程中可能會引起歧義。
1946年9月，我發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thly）的文章「我們在中國的機遇」（Our ces in a）是由一些事件促成的。7月初，我剛剛到達華盛頓，身份再一次變成了平民，當時中國並不穩定的停火局面終於維持不下去了，這不僅是由於國共雙方重新採取了敵對行動，還因為一次明目張胆的政治謀殺事件。
1946年7月15日，昆明西南聯大重要的自由派教授聞一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殺了。他曾經在芝加哥研究英國文學，同時也是一位知名的詩人，一個有文化有信念的人。在反對中國內戰的教職員工中，他扮演著領袖的角色。1945年末我在昆明時，當時的領事菲爾·斯普勞斯曾經和聞一多一起參加過一個盛大的晚宴。聞一多被刺，戴笠和CC系更加拚命地採用武力恐嚇手段來消滅自由派和共產黨。暴力被如此肆無忌憚地濫用，這在我們面前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即美國在中國內戰中繼續支持國民政府是否明智？在我的文章中，我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像以往一樣，我的這篇文章馬上在中國持續激烈的國內鬥爭中引起了極大反響。這篇文章至少有三種不同的中文版本，而且還被加上了分屬不同立場的副標題。劇作家夏衍為此還曾寫了一篇對我表示熱情讚賞的評論。我開始面臨扮演一個脫出自己掌控的公眾角色的現象，因為人們總是希望把我當作他們所期待的那種人。
事實上，從1943年開始我就認為在中國爆發一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至1946年間，趨於崩潰的中國城市經濟，以及國民黨的腐敗和對民眾的壓迫更加充分地證實了我的觀點。當後來馬歇爾的調停最終走向失敗時，這讓美國公眾意識到不應該再繼續支持蔣介石和他的右翼國民黨人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因為國民黨不僅正在忙著自掘墳墓，而且還試圖讓美國也跟著一同殉葬。
這正是美國外交政策中存在的一個老問題——作為一個多元化政體的國家，如何與世界上其他某黨或某派獨裁的政體打交道。我們在全世界範圍內持續遭遇這個問題，拉美、非洲、中東、東歐，乃至東亞，似乎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來理清這個問題的思路，而最大的難題在於，我們只是一個外來人，並不能決定問題的最終結果。
同其他此類問題一樣，中國的情況也有其自身的特點。我們曾經站在國民黨一邊，這個黨派從早期很有希望的時候就有很多的美國朋友。中國國內的反對派不是我們所認同的民主力量，而是公開宣稱要建立新的一黨專政的共產主義者。更重要的是，當時美國正在逐漸捲入一場世界範圍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冷戰，顯然不可能有心情去取悅任何國外的共產黨力量。
所以在這種背景下，除了為美國公眾講授中國歷史課外，還能對他們多說些什麼呢？
當然實際情況並沒有這麼簡單。我的態度事實上是很保守的，因為我很贊同國務卿馬歇爾富有見地的結論，即美國不應該再以親國民黨的姿態介入中國事務。實際上我們已經部分介入其中，包括幫助訓練蔣介石的部隊，為他們提供裝備、物資和運輸，甚至直接將海軍陸戰隊部署在華北地區以防止蘇聯佔領。
我曾發表於《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帶著謹慎的自豪重新於1974年出版成書《認識中國：中美關係中的形象與政策》（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ese-Ameri Relations）。書中重點論述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自由主義信念和目標、中國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以及中共在改善經濟和「農民解放」方面的努力。「我們難道不應該或遲或早地準備與中國的共產主義者達成協議嗎？」
我斷言，中共並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如果我們盲目地反對中國革命，最終我們會發現自己將被一場群眾運動趕出亞洲。」
從親政府角度出發，我感覺到我是純學術的，以事實為根據進行推論。在我作為政府官員的5年里，我始終想要研究出一套理解中國政治的方法，同時弄清楚美國在對待中國革命時所應該採取的態度。在新罕布希爾州的富蘭克林，我很幸運地得到了我的連襟小亞瑟·施萊辛格的幫助，他積極地參與了一個「非共產主義左翼」組織的工作，這個組織形成於為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Ameris for Democratic A）成為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大力支持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 ittee）的政治對頭時。我立即就意識到，我們想要有效地制定對華政策，就必須以非共產主義的組織為基礎。換句話說，要想客觀地討論中國共產黨的是非曲直，我必須首先在國內成為一個美國共產黨的反對者。坦白來講，這是我的固有立場。20世紀30年代早期，美國左派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我正在中國，我對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寄予厚望。我跟美國共產黨沒有任何聯繫，而且我認為，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的反對共產主義原則也是其自由主義立場的必要組成部分。
在這一立場下，我始終抵制共產主義的普遍性思想，這種思想宣稱，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世界各地都是普遍適用的，並獲得了極端的美國人的認可。結果自由主義者就被夾在了兩種對抗的思想之間。我堅定地認為，共產主義對美國是有壞處的，但對中國是有好處的，我確信事實也是如此。這樣就導致我宣稱中國和美國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或「社會秩序」——同樣，事實也是如此。於是，像我這樣的區域問題專家，只有我們才能理解此類中美社會文化差異方面的奧妙。而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把這樣的觀念植入其他同胞的腦中，並且讓他們也成為（從意義上理解中美社會文化差異）這樣的區域問題專家。這是一項很艱巨的任務，但也是確保美國外交政策保持正確的唯一辦法。
如果要對中國革命進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同時還要對美國對華政策作一個剖析的話，單靠個人的努力是無法實現的。這些都是深入的專題研究，工作量遠非我能承受，而且需要大量的篇幅才能準確論述。儘管如此，我還是打算向不了解那段歷史的讀者簡單地解釋一下為什麼美國會反對中國革命，為什麼會捲入這場對雙方都毫無好處的對抗。
錯誤的根源，至少部分源於我們的認識。然而，社會上爭論的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認為是「宣傳專家」所說的「噪音」，對於聽眾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很多都只不過是愛國主義辭彙的拼湊，但更多的則是表達了模稜兩可的意思。例如，人們只是聽到了西方宣傳的一些術語，其中還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這些術語被用來描繪中國的各種情況，但是對於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卻壓根兒搞不清楚。結果，美國公眾對於中國政策的爭執也只是在假設的基礎上進行的。再以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為例，伯格利（M.C.Bergère）、柯博文（Parks Coble）以及勞埃德·伊士曼等人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1928年後的國民黨從支持商業的意義上說，並不是保護資本主義，它只不過是一個純國民黨的政府，一個新的派系，一個黑幫，一個如同封建王朝的家族一樣掌控了中國政治的利益團體。中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建立一個錯誤的假設，把南京政府稱為「資產階級政府」，並且指責其代表了上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給外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淆。他們的階級分析結果矇騙了他們自己，這只不過是把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外國思想生搬硬套在中國的又一次嘗試罷了。
現在我們知道，實際情況是，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從一開始就通過暴力手段以一種完全是寄生者剝削宿主的方式摧垮了上海的工商界。國民黨並沒有給予工商界幫助，相反，卻從其身上壓榨了不少錢財。在以黑幫方式運作的恐怖統治下，工商業領袖不時遭到綁架勒索，甚至殺害。國民黨作為執政者只為自己而活，將國民黨稱為資產階級的支持者是錯誤的。更糟糕的是，在西方人的眼中，國民黨被塑造成了一個守護西方自由合作企業價值觀的盟友。
除此以外，一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