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我在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度過了9個月，這9個月，對於中國人民以及美國對華政策來說，可稱為希望與不幸參半的一段時期。對於由紙幣發行過量導致的通貨膨脹，以及由通貨膨脹引發的更嚴重的貪污腐敗等問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已經完全束手無策了。在日本撤離後，國民黨接管沿海城市的工作做得很失敗，且相信憑藉先進的美式裝備能夠在內戰中打敗共產黨。共產黨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擴充兵員，為內戰作好充分動員準備。美國的對華政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那幾年，就已經被證明是缺乏深謀遠慮且毫無理性的，在此危急關頭唯一能做的就是臨時制定策略，派遣喬治·馬歇爾（Gee Marshall）將軍在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死對頭之間斡旋調解。
形勢日益惡化，我在此期間參與了美國在華新聞處的建立。如同紙牌搭建的房屋，建得越高就越不穩定。我們的問題也開始顯露出來，起始於美國的戰時工作開始崩潰。1945年8月中旬，隨著和平的到來，200多名在華為戰時新聞局工作的美國人準備回國，其中很多人一起租用輪船從重慶穿過長江三峽順流而下，來到漢口和上海。擔任戰時新聞局駐重慶辦事處主任的比爾·霍蘭德目睹其在戰時苦心經營的成果在瞬間毀於一旦。他需要幫助，為此我們需要將新聞工作擴散到「光復區」的主要城市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於9月底離開華盛頓再次前往中國。
不同於1942年我飛往中國的經歷，那次我開拓了穿越非洲來到中國的先例，1945年這次則是在航空運輸司令部的支持下，先遊歷了飽受戰火折磨的歐洲各國的首都。我先是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從紐約前往愛爾蘭。這是一架「大型運輸機，其內艙是普爾曼卧鋪車廂的兩倍大，大概是最新型號吧」，它是短途飛行，只需飛越大西洋，飛得很慢。我在倫敦逗留了一周時間，彷彿回到了家鄉。我與查爾斯爵士以及諾拉·韋伯斯特（Nora Webster）共度了一個晚上。查爾斯曾在華盛頓參加了鄧巴頓橡樹園會議（Dumbarton Oaks ference）並協助創立了聯合國，如今60歲的查爾斯擔任「外交部籌備會議處特別助理」。我在牛津大學的主考官傑弗里·哈德森（Geoffrey Hudson）邀我在白廳俱樂部共進午餐。此外，我還在我的妹夫小亞瑟·施萊辛格位於倫敦的高檔住宅區的房子里小住了幾天。
在航空運輸司令部安排的行程中，我隨後前往巴黎、馬賽、羅馬、那不勒斯、雅典以及開羅。包括公交汽車、軍用伙食和住宿的軍營都已經安排就緒。接著又前往阿巴丹島（Abadan）、卡拉奇、德里、加爾各答、昆明，最終於10月12日抵達重慶，威爾瑪開著戰時新聞局的汽車來接我。我們在中國再次重逢，但這時情況隨時會發生變化。我們的辦事處正準備從重慶下游處搬走，因此這次搬遷使得我們又要分開很久。
幸運的是，在我1945年10月到達重慶時，自吹自擂的大使赫爾利已經返回華盛頓了。在此之前，他前往延安發出其喬克托式（Choctaw）的戰爭呼籲，同時他開始裝腔作勢地發揮美國人的調解作用，想要促使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但對兩黨來說，雙方都宣稱自己願意接受調解，這只不過是現實需要的權宜之計。當時出任美國國務卿的是來自美國鋼鐵公司（U.S.Steel）的斯特蒂紐斯（Stettinius），此人頗為消極。羅斯福去世之後，強勢的赫爾利反對駐外事務處的工作人員經過慎重考慮得出的結論——避免偏袒中國國內任何一方，宣布美國的政策是支持蔣介石。事實證明，這個無用而又愚蠢的決定促使我們最終選擇了「冷戰」（反對共產主義）來解決外交問題。這幾乎沒給我們留下操作的餘地，一旦蔣介石被打敗，我們將會被驅逐出中國。而蔣介石的失敗也是我們多數人早已預料到的事情。
對我而言，此次在中國逗留的這段時間是與1942年至1943年的經歷完全不同的。首先，抗日戰爭結束，美國正在收拾殘局，一邊遣送日軍回國，一邊儘力阻止國共內戰。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這一年時間裡，馬歇爾將軍一直在為雙方調停，他希望通過協商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以避免國民黨政權被共產黨革命所推翻。我在中國逗留的那段時間還算太平，當時兩黨簽訂了協議，處於停戰狀態。
其次，我不再是獨自工作、有時間就去會見各個政治派系人物的那個觀察員了。相反，在我接任比爾·霍蘭德的主任職位後，我成為美國政府部門的一位領導人物，主管上海辦事處總部以及10個分支機構，這10個機構可以通過不同媒介與中國民眾保持聯繫。在這9個月期間，我們將戰時新聞局的工作重心從中國西部移出並擴展到中國的光復區。戰爭結束後，戰時新聞局的整個心理戰部門也無用武之地了，於是大約150名美國人返回美國。而戰時新聞局的信息部逐步轉變為新成立的美國新聞處（USIS），由大使館直接領導，處理一些文化關係方面的工作。
1946年上半年，我們繼續一邊擴大活動範圍一邊準備轉型過渡。從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1日，美國籍員工由125人裁減到25人，中國籍員工也從706人減少到342人。其中，永安分部（位於東南部，原屬日本控制區）與蘭州分部已經撤銷；昆明分部精簡為一個代理處，由領事館負責；此外，成都代理處隸屬於重慶，天津代理處隸屬於北平。與此同時，分支機構只設立在上海（辦事處總部也在上海）、廣州、漢口、北平、台北以及奉天（瀋陽舊稱）。新聞出版和管理工作都集中在上海。首要工作重點包括：（1）中英文新聞報道；（2）中文專題報道；（3）圖片、展覽及廣告。因為這些都是手頭現有的可以發布的資料。幻燈片的製作工作也停了下來，電影和圖書的發行也被推遲。文化交流的相關工作等叢書的出版和對當地居民的調查完成後才能開展。文化關係司的人員交流計畫由大使館的威爾瑪負責。
無線電通訊網路為我們開展所有這些工作提供了便利，此前，無線電通訊是在美國軍方的控制下，由戰時新聞局開發的通訊工具，當時被用來發送戰地記者的新聞報道。如今，我們利用莫爾斯電碼和中國數字代碼將其擴展為一個快速通訊系統，從而使各個分支機構與上海總部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意味著，藉助無線電通訊網路，我們不僅播報新聞，同時還繼續發送戰地記者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的信息，此外，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內部人員也可以用來處理一些私人事務，這是其他任何民用機構都無法做到的。同時，我們還可以為其他人發送生死攸關的信息，如金融危機或國家利益等信息。掌握了通訊就意味著掌握了權力，所有人都來奉承我們，我們也結交了很多朋友。
收回被佔領土後的中國，人們對於知識充滿渴望，亟須我們為此提供幫助。他們需要了解世界新聞並閱讀各類書籍。當時中國的政治命運仍然不明朗，因此在我看來，中國對於信息的需求似乎與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物資供應需求一樣緊迫。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我因此將返回哈佛大學的時間從1946年4月1日推遲到了1946年8月。如果我不能親力親為保證工作順利完成，又怎能期望美國新聞處的其他同事盡職盡責，繼續開展工作呢？
10月18日，我與比爾·霍蘭德一同前往上海（當時我是他的副手，擔任信息處副主任一職）。我們住在上海國際飯店，用餐則在華懋飯店。
如今上海的麗斯（Ritz）酒店由美國海軍進行管理，我們的辦公室就設立於此。大街上人山人海，有軍車、人力車及黃包車（黃包車是一種前面或後面與自行車連接的人力車）、計程車，行進的中國軍隊，在陳舊的電車前穿行的商店售貨員，在交通擁擠的街道上賣報的小女孩，一些很快將被遣送回國的留著鬍子的錫克族警察，還有各式各樣的美國軍人，穿長袍的中國買辦，從上游返回的投機者，白俄羅斯的舞女，無依無靠的德國人，四處徘徊的日本士兵和患有結核病的苦力。
街上的景象不免映襯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上海依然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而她也仍然可能被任何掌控黃浦江上炮艦的人所統治。那年上海的冬天異常寒冷，儘管我們美國人住在最豪華的住所，普遍穿著加厚的毛衣、襪子，整天大衣不離身。然而，挑戰是在這種儀器設備缺乏的情況下，我們仍然不得不繼續開展新聞工作。正如在我推遲返回哈佛大學時寫給保羅·巴克的信中所述，中國正處於以下狀態：
全國範圍內實行了停戰卻並不太平，其中暗殺、毆打、暴力、監視以及大眾遊行示威等事件極有可能會繼續增加。當代的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者正試圖抓住機會為實現民主而努力奮鬥，其中很多人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美國新聞處的工作有可能會促使理性回歸，多少會緩解形勢的惡化，在一定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