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我從「戰區」（即戰爭或實際工作所在地）返回行政首府華盛頓，這是一個各戰區的有關機構代表的聚合之地，所有人在此競相尋求決策中心的關注。我能夠同情一位國會議員從受到洪水、暴風及其他天災人禍蹂躪的選區趕回華盛頓希望解決問題的迫切心情。而我又如何將目睹的戰時中國的迫切需要向處於一片混亂的華盛頓提出呢？我發覺自己不得不作出調整，從以人際交往為主的重慶生活轉回到非人際交往的官僚主義盛行的華盛頓。儘管如此，我對中國政治的了解已經不再停留在抽象層面了，而是關聯於具體的人和情況。這有助於我針對美國的政策提出問題。
從戰時的中國走出來精神上需要一個過渡，其過程首先起於昆明。再次進入美國軍隊福利社的生活方式，就如同我之後1972年的經歷，從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艱苦樸素的生活進入香港上層社會物質富裕的生活中——完全是一種苦行僧到奢侈揮霍者的急速轉變，生活因此而失去了最初的純真。在中國物質貧困的反襯下，我那些中國朋友所具有的精神與道德品質顯得熠熠生輝。與此相反，美國的軍人卻以色情圖片、故事和電影來填充精神世界的空虛。《時代》、《生活》以及《新聞周刊》等雜誌提供給他們的也只是從感覺中想像出來的、發生在新奇世界的消息。在我看來，一切只能表明他們的性慾得不到滿足以及對全球性事件認知混亂。你僅僅是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卻無法將其深深印刻在心上。一切都只是在眼前一閃而過，卻未曾親身體驗。
旅行也是一種旁觀者的賞心樂事。我坐B-26型轟炸機頭部的玻璃駕駛艙內，在皎潔的月光中，飛機飛行在喜馬拉雅山脈東端的上空，繼續向西越過「駝峰」。
由於轟炸機前端的玻璃艙被安置在了肋骨狀的鋼架上，坐在其中如同被突出地安置在太空。在圓月之下，飛機飛過了一個個湖泊和一片片稻田，彷彿猛然衝進了薄薄的地表之下，就像地鐵的探照燈，從隧道短暫的間隙中隱隱透出光亮。頭頂上的月亮，像我一樣，在稀薄而寒冷的空氣中一動不動，彷彿凝固了。而底下的月亮的水中倒影忽隱忽現，正在地面上急速向前移動。但是，此時的我感到有些眩暈，於是緩慢地通過活動門進入駕駛艙，及時戴上了氧氣罩。
儘管我被優先安排到第三號，但是橫穿中東和非洲地區依然花費了三周的時間。隨後，威爾瑪與我在邁阿密相會，於是我們有兩天的假期可以在一起互訴衷腸。
回到華盛頓，我成為掌握當前戰時中國情況的親歷者，在長達6周的時間裡受到熱捧。邀我作報告的10到12個團體中的許多人之前都已經讀過我的信件和備忘錄。所以我主要是負責解答疑問，盡量讓這些同行能夠對中國的現狀獲得間接的感受。當然這並不容易，但至少人們普遍開始對國民黨政權產生了不信任感。我只是為早已形成統一看法的這些中國問題專家提供新的佐證。1940年初，蔣廷黻與王世傑代表國民政府前往紐約以重建人們對國民政府的信心，然而他們的遊說演講並沒起到任何作用。
在我離開的17個月里，華盛頓的各個機構都有所擴增，其中弗雷德·吉爾戈（Fred Kilgour）主管的跨部門國外出版物徵集委員會（Interdepartmental itte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Fn Publications）規模最大。他接管了一家劇場，即古老的華盛頓禮堂，同時手下有100名員工負責處理來自9個海外基地的大約50種語言的資料。弗雷德看起來仍然很年輕，穿著筆挺的海軍少尉軍裝，而他的行政管理才能使其超然出群。正是由於他總是使他的權威保持完整無損，外國出版物部間採購委員會才得以發展興旺。
有兩個月，為了繼續完成相關項目，我將勞克林·柯里的辦公室當成了根據地，如今他忙於戰時經濟委員會（Board of Eic Warfare）的工作，不再為處理中國問題做更多的事。我開始研究下一步的計畫。外國出版物部間採購委員會和戰略情報局均沒有為我預留工作，而可供選擇的其他工作涉及面似乎又過於狹窄。較之於具體執行，我對出謀劃策更感興趣。在我給戰時新聞局駐重慶的負責人麥克·費希爾寫信時，我總結道：「除去第十四航空大隊，與其他任何的美國機構相比，戰時新聞局正在做更多的優秀工作，在華盛頓是富有活力的地方。」它在社保大樓內辦公，這是一座用石頭與玻璃混合建造而成的龐然大物，遠東部門也在此有4個辦公室，「溫度、噪音、光照，一切皆可調節」。
戰時新聞局的負責人是埃爾默·戴維斯（Elmer Davis），他那印第安人（Hoosier）式的鼻音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夜間頻道被廉潔的人視作事實真相的保證。突然成為一名遍布全球、擁有數千名員工的領導埃爾默·戴維斯有一位知己——業務經理埃德·克勞貝爾（Ed Klauber），正是靠著他的協助，埃爾默·戴維斯才能不受瑣事以及談判合同的煩擾，開展他的事業，成為第一流的新聞界人士。埃德·克勞貝爾看起來像一位有經驗的黑手黨成員，體格魁梧，個性頑強，並非易與之輩，他的監護人角色因為外貌而得到了加強。1944年，在諾曼底登陸這天，威爾瑪和我以及戴維斯和他年輕清秀的新娘一同用餐。他告訴我們他比新娘年長35歲，從商業角度來看，由於兩人年齡相差懸殊，新娘在不久就會獲得自由並過上富足的生活。兩人都十分具有魅力，而老少配的組合看起來也相當和諧。
戰時新聞局局長為埃爾默·戴維斯，下面的副局長則是埃德·巴雷特（Ed Barrett）。巴雷特曾是《新聞周刊》的編輯，而他的助理巴納德（T.L.Barnard）來自沃爾特·湯普森廣告公司（Walter Thompson Advertising Firm）。與此同時，還有來自《生活》雜誌的像聖靈一樣的人吉姆（Jim Linen）協助他們一同工作。這樣一個三人小組中，既能編輯，又能聯繫業務，他們代表著民間新聞媒體的組合，永遠保持著警醒，防止任何政府機構對新聞進行控制。他們三人是國內年輕有活力的監督人，始終與國外的極權主義者作鬥爭。因此戰時新聞局對美國公眾輸出的國內新聞常常仔細地限制著。
作為副局長的助理有三位區域代表：負責歐洲的敵對區域是一位來自《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華萊士·卡羅爾（Wallace Carroll）、負責英聯邦區域的是費迪南德·庫恩（Ferdinand Kuhn），他們都是一流的通訊記者，庫恩在希特勒開始發動進攻、不列顛空戰期間，擔任《紐約時報》駐倫敦的總編輯；負責遠東地區的則是一名學者戴德華，他邀請我主持中國部分的工作。
喬治來自英國，於1928年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獲碩士學位，隨後獲英聯邦獎學金前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從那裡又到了哈佛大學繼續深造，在哈佛大學獲得了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燕京大學進修。我們曾在北京見過面，當時他還寫了一篇極具開創性的文章《太平天國起義的社會與經濟背景》（Social and Eic Background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之後他在蔣介石在南京創辦的中央政治學校執教多年。
喬治是一位天生的領導者，具有開拓新領域的豐富想像力，而且對員工關心備至。同時他有能力掌控人際關係，不僅與上級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與自命不凡的同事也能和睦相處。我抓住了機會，成為他的助手，與其一同工作。在他外出期間，我以戰時新聞局副局長助理的名義簽發文件，可以行使一些權力，當然我是高層管理者中級別最低的下屬。我知道喬治對於中國的戰事進展情況並沒有什麼了解，同時他也需要有人幫忙處理政務。在我看來，我們於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在華盛頓建成了一個良好的團隊。至於我們取得的成果，顯然是另一回事了。
戴德華的領導理念之一，就是必須將社會科學的原理應用到中國，並且必須要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在與日本開戰期間，他認為有必要讓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了解並弄清楚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動機。於是他聘請了克萊德·克拉克洪與福羅倫斯·克拉克洪（Clyde and Florence Kluckhohn）夫婦以及亞歷山大·雷頓（Alexander Leighton）負責此項工作。他們迫切希望能夠有這方面的經典著作面世。而魯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於1946年出版的《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無疑是一本佳作。
和我一同在中國部門工作的還有德克·卜德和夏仁德（Randolph Sailer），前者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正在休假，後者曾在燕京大學講授心理學課程多年，已返回國內。我們幾個人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