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以前，美國在華戰爭援助僅限於國民黨統治地區，而對於有名無實的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一方只是間接地有所耳聞。在延安的共產黨陣地成為政治上的「香格里拉」，偶爾有幾個來自延安的訪客出現，一個個彷彿吃了蜜一般，十分樂觀。
延安的共產黨是幸運的，為其作報道宣傳的人是花旗銀行北京分行行長馬特爾·霍爾先生（Martel Hall）。霍爾先生到哪裡去找比其更好的見證人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職于海軍部，同時是美國海軍預備隊的一名上尉。1919年學習中文，1938年至1941年擔任日本佔領的花旗銀行漢口分行經理。他由於珍珠港事件在北京被捕，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制訂了逃跑計畫。之後他經常在城裡各處進行散步，一天比一天遠，行走的時間也一天比一天長，直到某一天他終於走出了控制圈。然後他穿著八路軍軍服翻過五台山來到延安。他穿著中式鞋子，隨身帶著香皂，但沒洗澡的機會，身上長了虱子，好在沒出什麼大問題。他記錄道：
霍爾主要反映了兩點情況：其一，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的人們在文化活動上更加活躍，人們的內心充滿理想。他為一所臨時集合起來的學校師生作演講，演講後又花了兩小時給其解答問題。這裡的人個個都是精英，其中很多人受過高等教育。其二，霍爾發現在重慶的一些人對自己的能力盲目自信，認為他們很快能消滅共產黨，就如同日本人自以為可以擊垮中國一樣，這裡的人以為只需用6周的戰鬥就能把共產黨消滅乾淨，但事實證明最終反而是他們自己麻煩纏身，自顧不暇。
對抗共產黨的國民黨沉浸於商品買賣之中，像某些地區的日本人一樣，彼此之間互相交易。格雷厄姆·佩克早在一年前就發現河南的軍官更像是商人。建立防禦工事也是為了對抗共產黨人，而非抗日。
延安共產黨人蓬勃的朝氣和樸素的平均主義早已因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而為世人所知。每一位去過延安的旅行者都可以證明書中的情景，包括邁克爾·林賽、雷·盧登（Ray Ludden）領事以及一些醫務人員，遠方的延安正在散發著光芒。
1943年底，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結識了幾位左翼新朋友，經過幾個月的相處，他們讓我對他們的革命事業有了一定的了解。隨著我的健康狀況逐漸好轉，喬治·凱茨博士（Dr.Gee N.Kates）被派來接替我的工作，於是我準備離開重慶返回華盛頓。不過凱茨5個月之後才會到達。於是在這段時間，我開始認識分散在重慶的左翼團體，特別是兩位能言善辯的年輕女士。
第一位是周恩來與外國報社新聞機構（Press Hostel）的聯絡員。作為毛澤東和延安共產黨派駐重慶的代表，周恩來領導的機構象徵著統一戰線，共產黨與國民黨想要在形式上保持其存在。因此，周恩來領導的駐重慶辦事處可以將延安發來的新聞消息提供給外國新聞機構。1943年6月，我已經拜訪過很多的內閣部長和教育工作者，但並未收集到多少日本的出版物。之後我向白修德提及，認為自己應該接近共產黨，看看他們可以提供一些什麼東西。結果，一位聰穎而光彩照人的年輕女士龔澎（Kung P''eng）來見我。作為周恩來的新聞發言人，她剛剛開始步入流光溢彩的職業生涯。（1970年龔澎由於心肌梗塞而英年早逝，那時她已經是新聞界最著名的女性之一。）
龔澎同意定期來訪並幫助我進行漢語對話練習。她的性格中既有精神飽滿的面貌，又有對共產黨事業的堅定信心；既有戰地記者的老練，又富有令人愉悅的幽默感。在1943年士氣低沉、了無生氣的重慶，她活力四射，有如一股清新的空氣。她以自由主義者的訴求極力揭露國民黨的各種暴行，包括暗殺、封殺新聞報道、查封印刷廠、捏造不實之罪拘捕自由派的批評家、禁止示威遊行、禁止罷工等。當提到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都否定的公民自由時，她變得超然公正。由於她曾在彼此爭鬥的國共雙方都生活過，自然很清楚雙方的內情。
關於龔澎的個人經歷，我記錄道：
1935年，她進入燕京大學，並成為「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這最終使她成為一名有著堅定信念的革命者。1937年畢業後，她在上海待了6個月，在聖瑪利女子中學從事教學和賑濟工作，但最終決定離家前往延安。當時正值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的黃金時期，她經漢口最終來到延安。然而適應這裡的生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必須調整個人主義的思想來適應紀律性較強的集體生活。大約在1938年底，她下鄉從事組織工作，並在華北待了兩年時間，負責領導遊擊隊和鄉村的組織工作。她服務於當地的農村婦女，幫助她們組織起來，抵抗男性的暴行並分擔他們日常生活的瑣事，甚至和她們一樣，頭上身上都長滿了虱子。此外，她曾是彭德懷將軍的助手，並且對彭將軍十分敬重。
1940年底，她與一位曾在德國留學且比自己年長几歲的共產黨員結婚。婚後三個星期，由於工作原因與丈夫分開，於1941年初穿過日軍的數道封鎖線去了重慶。黨組織原計畫派她前往國外，但因為皖南事變而受阻。在此期間，她的健康出現問題，同時由於注射針頭感染而引起併發症，在醫院住了6個月。而她的父親此時也在悲慘境況中不幸離世。1942年底，她的丈夫也在華北犧牲，當初的一別竟成永訣。她在重慶的任務是作為一名非正式的聯絡員，負責與外國團體特別是新聞機構的聯絡工作。
龔澎常常會沿著大街步行來到外國記者招待所，手提包里裝著最新的來自延安的廣播稿複本。那些天天與國民黨審查制度作鬥爭的西方記者自然很歡迎來自反對黨方面的信息。而這些過著單身生活的文字工作者也都十分喜歡龔澎，因為她除了聰明之外，在這個到處充滿唯唯諾諾聲音和消磨時間的城市人群中，她是那個敢於發出不同政見的人。她是在野黨的發言人，在野黨改良的思想恰好揭露了執政黨的邪惡。此外，周恩來在重慶代表著所謂的統一戰線中的中國共產黨一方，自然也是共產黨在重慶的合法新聞來源。周恩來在重慶的辦事處象徵著統一戰線的矛盾紛爭，這是一個與眾不同之地，因此我盡量用文字將其記錄下來：
周公館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你需要走進一條臨近懸崖的死胡同，路過求進學校，這裡有15個文化和賑濟機構以及美國大使館的辦事處，然後再經過蔣介石公館的大門、行政院，到達路盡頭的一幢白色大房子，那是戴笠的住處。接著突然拐入盤繞於懸崖邊的小衚衕，衚衕兩邊都是貨攤和各種店鋪，以及縫紉店、糖果店等，十分擁擠。然後再沿著擠滿人群而泥濘打滑的小路走50碼，這時突然又拐入一個門廊，這就是你要找的周公館。
你得明白這地方是一個奇怪的組合，內部穿插住著共產黨人和國民黨特務，如同三明治的構造。首先，這裡有兩進院子，國民黨的特務位於前院，而共產黨人在後院。其次，在兩進院子中間有一座三層高的主樓：共產黨人住在最下層和頂層，而國民黨特務住在中間一層。除此之外，兩者之間還可以變得更親密：在內部共產黨所在的院子四周，一邊是這幢三層的主樓，另兩邊是兩幢兩層高樓房，剩下一邊，也就是懸崖處有一個陽台，從上往下大概200英尺是波濤涌動的嘉陵江。住在二層的特務不僅能夠在兩邊走動，而且可以利用陽台在共產黨人住處和陽台之間徘徊。如果你仔細聽的話，有時候可以聽到特務們的談話聲，而且他們有時候是用英語對話，同樣他們也可以聽到你的談話。不過他們沒必要使用同一個入口，特務們所在的二樓有一個特別通向前院的樓梯，所以說，共產黨人與他們的國民黨朋友並不住在一起，但是他們的距離不過幾步遠，甚至能聽到彼此的低語。
同樣，共產黨的住處還有一個後門通往懸崖，這不過就是通向一套房間的地板門。門經常開著，由於裡面很黑，走路需要特別小心。但是近期，有人就在周公館下面的懸崖上建了一座房子，沒有其他路可走，這樣周公館的人從後門出入都必須經過這座房子。有了這座房子，即使周恩來的住所半夜塌陷也不會掉入嘉陵江，其實這完全是為了使鐵絲網的包圍更加嚴密，讓共產黨的人質插翅難逃。
《紐約時報》的記者布魯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稱其為神秘之屋。住在這裡的人似乎大部分時間都很快樂：一群曾經的八路軍「小鬼」住在一起，但如今他們中很多人都已經長大成為強壯的年輕人。他們經常在門衛室徘徊，這裡有一個1英尺見方的小暗窗面向前院黝黑的大門口。房間里掛著一幅大型手繪蘇聯前線和中國前線的作戰圖，上面標註著各條戰線，同時還有各種宣傳海報。小鬼們吹著長笛或是在玩遊戲，發出那種年輕人健康好動的喧鬧聲。和所有的重慶房子一樣，所有房間都是空蕩蕩的，牆皮剝落，藤椅松垂。由於近期戰事不利，晚上經常停電，這裡也因此變得比往常更加昏暗和陰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