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時的重慶又待了一年後，我最終確信我們的盟友國民政府正在腐化墮落並逐漸失去權勢。國民黨逐步走向衰落，我也是逐漸得出上述結論的。
首先，有更多的時間卧床休息，因此我有了更多機會對我所接觸的人物和訪問的地點所產生的印象進行深思。生病成為大多數在國外工作人員生活的一部分。1942年冬末至1943年春天，我連續患重感冒，並引發了肝炎和阿米巴痢疾。我的感冒也是在和比爾·費恩（Bill Fenn）從成都返回重慶之後發作的，當時天氣十分寒冷，而我們兩人坐在郵政卡車的車頂上。乘客坐在郵件袋上是一種慣例，但是我已經不記得車費具體是多少了。
我們在早上4點半到達郵局。其他的乘客站在一邊互相打量，他們想知道誰可以搶到駕駛室的位置。然而一切都是徒勞的，這個位置是留給符合身份的人乘坐的。最終我們在6點半出發，我們一行8個人的行李被扔在郵包堆最頂端，其中比爾和我以及其他5個人坐在郵件袋上。天太冷了，在這種極其寒冷的情況下，想要舒服一點，最好的方式就是緊挨著那位穿得厚實、肥胖而有彈性的中國女士了。
哈佛大學的中國歷史系以及後來比爾·費恩掌管的教會大學聯合理事會，都應該感謝這位我們為了取暖而緊挨著的女士，要不是她我們可能早就被凍僵而殞命了。
兩周之後我的黃疸開始發作。因此，隨後的一個星期，我粒米未進，至少是沒有吃下任何東西，皮膚逐漸變黃。很多人到我住處來探望我，一些人我很熟悉，一些人我之前沒有見過。當我不想再見任何人時，我不得不深深嘆息或是低聲呻吟。我們的廚師是一位擅長以各種方式做沒有營養價值的菜的高手，他會把有魚腥味的大白菜、胡蘿蔔片、白菜味的土豆一起煮成燴菜。但是如今他也生病了，他的助手是個鄉下人，很難讓他做無油脂的食物。他本來可以非常容易地做沒有油膩的菜，但最終他以每隻124法幣即6美元的價格買了4隻雛鴿，用水煮了。這是個奇蹟！
然後，臨時代辦范宣德將我接到大使館，安置在大使的床上，當時大使先生恰巧回國。我在那裡病情得以迅速好轉。
cccc寫於大使的床上。dddd從大使的角度來看，如今也是我的觀點，這是世界上最缺乏吸引力的城市。大使館的房子位於高出水平面100英尺的位置，周圍還有其他灰色的石砌的房屋，高高低低、雜亂無章地分布於山坡上。連接這些房屋的石階蜿蜒而上，在屋頂和垃圾堆之間若隱若現。山上的每一個部分都得到了徹底的修整；修理工用當地水泥鋪滿了整個坡面，就像這座大使館或是隔壁重慶俱樂部的正面一樣。水泥叢中還有正在開花的樹木和花園，但是效果還是一樣，四處一片灰暗，毫無生氣。
外國人和來自長江下游的中國人普遍認為重慶寒冷而不適宜居住。大使的起居室給我一種特別陰冷的感覺。
長江也不能給人以安慰，而僅僅是另一個問題所在。水流低時岸邊顯露出來，沿岸的沙灘上隨即建起了一些竹棚，還有一些小船上的人在叫賣。江面只有原來的一半那麼寬，但水流依然湍急，江流向著前方的城市奔流而去，輪渡順流駛過時常常會被河水衝下400碼遠；而逆流返回時，這些輪渡需要花費半小時才能費力地緩慢移向浮動碼頭。長江並不是人們的朋友。每隻前往下游的單獨的船，都會有8或10個槳手，他們儘力使船避開暗礁和淺灘，有時候不得不再次返回，這200或300英里的距離，此時需要完全靠縴夫的力量拉著船一寸一寸地向前行進。通往上游的平底船都要從大使館前經過，船隊一眼望不到頭。每隻船都排好隊，縴夫們站在露出水面的礁石上，用竹竿將船撐進東流的水中，推拉之下船逐漸地向上游前進。整個過程真不好看，令人目不忍睹，沒有人感到快樂，沒人能進步，只有一群赤腳光頭的縴夫喊著悲哀的號子，滿身的疥瘡，拖著腫脹的雙腳，像灰色蟻穴中的螞蟻一樣，過著灰暗的生活。站在這裡，我更能體會大使的心情了。
我目前打算繼續待在大使的床上，除非有人趕我走或是人滿為患。大使的房間裝飾得十分漂亮，牆上掛滿了女人的照片，都是貝蒂·文森特（Betty Vi）的。
然而，1943年4月，痢疾無端再次來襲，緩慢而持久。美國海軍醫生對此也束手無策，5月份，我再次來到昆明，獲准進入陸軍後方醫院。這裡有一群精力充沛的中國護士，她們給美國大兵換藥，且在看電影的時候提供冰激凌。然而，沒有人能夠確定我的病情，最終在我返回重慶後，注射了一段時間的吐根鹼，病竟然好了。吐根鹼是一種德國藥物，要求患者避免劇烈運動，以免造成心臟壓力。於是當時每次前往陸軍診所，我都需要緩慢地爬89級台階。
1943年下半年，蔣介石政府的無能已經明顯暴露出來，儘管（或是由於？）他一再努力實施更加嚴格的控制和個人獨裁。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導致工薪階層營養失調且備感絕望。對於外國觀察家來說，左派似乎是切實可行的選擇。這時，我已經恢複健康，但是我的心情隨著時局的發展而與大使館和新聞出版界的其他美國人一樣，對國民黨不再信任，對自由主義者的潛力不再抱有幻想，對當地的左派卻表示欣賞。1943年8月，我
對現政權不抱什麼希望，因為它在情感上並不信任人民大眾，又無法為人民提供什麼實際的幫助。駭人聽聞的苦難與災禍總是伴隨著它，它之所以苟延殘喘，僅僅是還沒有足夠多的有勇氣的人反抗它。
1943年間輿論的這種轉變，部分源於一種古老的中國政治現象，即天命的傾斜（政權失去人心），另一部分則是由於中國政治的機制。1943年初，我從讓美國人只能從過於樂觀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開始，試圖描述當時發揮實際作用的一些因素。
1943年2月5日，美國人幻想破滅的時刻正在到來：中國有關英勇抗戰的中國人的宣傳攻勢正被美國觀察家暗地裡戳穿，他們注意到，儘管中國處於戰爭環境當中，但她並不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這個地方並沒有被調動起來，因為動員機構至今並未建立。因此中國對外的宣傳只不過是編造一些危險的空話而已。
為了促進中美關係，蔣夫人於1943年3月前往華盛頓，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她優雅的儀錶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呼籲使得演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時進一步吹大了自由中國的泡沫。我在3月10日記錄道：「中央社鋪天蓋地的新聞都是對蔣夫人遊說的報道。」後來在她回國之後我去拜訪她，在我看來她的一切表現只是驕傲促使下的逢場作戲。
我在陳珍珠的帶領下，經過許多行禮致敬的憲兵，最終來到一個小房間，屋內牆上掛著泰戈爾的畫像，還有一隻熊貓圖片。她很快就從樓上走下來。我向她介紹了自己的一些情況，我說自己有興趣讓美國人對中國有更多的了解，曾在昆明待過，對美國士兵的生活感到擔憂，為此幫助舉行了一些演講並得到一些回應，但還需要作更多的努力。對此她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幾個問題。接著她問了我的生活經歷以及與中國的聯繫，而這些我都按事先準備好的話來回答。隨後轉入了一般性的話題，例如如何賦予美國人觀念，反對其物質主義。我首先提到了「物質主義」一詞，因為我發現美國士兵們提及中國的狀況會用浴缸和冰箱的數量來衡量，假如這兩者可以成為論據標準的話。於是她對於美國的物質主義講了一些激烈的言辭。（在我看來，主要的抱怨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人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物質的東西，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嫉妒，為了表達憤怒的情緒就抨擊這些養尊處優的美國人是物質主義，好吧，他們就是物質主義。）
為此我們想到一個絕妙的主意，對此我將寫成備忘錄——鼓勵國務院文化司收集有關中國留美學生對美國的真實印象，即他們最初的印象，包括第一次憤怒、第一次敬畏以及第一次蒙羞諸如此類的個人感受，確實發自個人內心，沒有絲毫的裝腔作勢。在她看來，這將引起美國士兵的思考，但我並未詢問我們如何才能使該項問題受到美國士兵的認真關注。
緊接著表演開始了，在漫無邊際的談話中不時加入我們各自的看法。我提出了新聞審查制度的問題，但是她對此有所迴避，轉到其他方面。她凝視著遠處說，生活是保持理想、保持幽默感以及能夠應付周遭的情況的混合體；同時她還表示，我們是一場大戲中的演員，結局無法預料。如果她在談話中不虛假做作，那麼我對她還會保留著最初的敬佩之情，如她在思索這個人是誰，他想做什麼，他是支持我們還是反對我們。
她看起來有些疲憊，頭搖晃著，像一個老年人。我得到的印象是，很多事情讓她不悅，儘管她的評論富有哲理，但並不能改變中國落後的事實。物質的落後伴隨著精神的落後，彼此互相影響。這一事實令她難以平靜，另外，她對於中美雙方互相理解的問題束手無策（我也沒有辦法），但她希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