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的戰時奮鬥目標已經明確，即幫助保護留美歸國的中國教授活下去，他們的一些人是我在北京時的老朋友。這是我對於周圍情況作出的個人反應，而抗日戰爭的活動則幾乎被中國和美國軍人所壟斷。很少有教授被調動起來，即使學生，作為稀有的國家資源也必須受到保護健康成長，而不是消耗在戰爭中。在戰時的中國，一些被派駐在此的美國文職官員對此感到幻想破滅，最終開始通過救助婦女、兒童和收藏明代青花瓷器來減輕他們的煩惱。就個人而言，我並不反對抗日戰爭，但我認為在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更加迫在眉睫的是維護開明教育而非抗戰。
經過一番冥思苦想，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三個頭銜，分別是：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美國國會圖書館代表以及美國出版物服務社主任。這樣我就成了一名能在中國到處遊歷的擁有自由身份的代理人。我曾在昆明訪問過三所處於困境之中的大學，還在重慶郊外訪問了第四所主要國立大學即國立中央大學以及南開經濟研究所，以此為基礎，我還走訪了國民政府的國家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如今坐落於長江上游的樹林中。當然，我還有不為人知的目的，就是去看望我們的好朋友梁思成夫婦。不過，在我看來，這種公共職責與私人願望的結合併沒有違背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傳統。
距離蔣廷黻住所不遠處就是中央研究院的一個宿舍區。1942年9月26日，在這裡我見到了我們從前在北京時的老朋友梁思成，「他激動地握著我的手足足有5分鐘」。他來重慶是為了向教育部和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British Boxer Fund）請求撥款的。
我們在1935年聖誕節分開之後，梁思成和他的家人隨學術機構南遷離開了北京，乘火車遷往湖南長沙。後來長沙遭到日軍的轟炸，於是他們繼續遷移，有時搭車，有時徒步，歷時兩個月來到西南地區的昆明。後來當日軍又轟炸昆明時，梁思成夫婦就搬到了城外的村莊並自己建造房屋，我曾去過那裡。之後，為了逃脫可能的襲擊，至少是飛機轟炸以及昆明的高物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決定北遷到雲霧籠罩的四川鄉村。研究所珍藏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圖書資料以及從安陽挖掘的殷墟文物都必須用卡車向北運到四川的李庄，這個小鎮位於長江南岸，在長江航運終點宜賓（敘州府）以東20英里。這裡冬天寒冷多霧，夏天炎熱潮濕，雖然書籍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但員工的健康卻受到了極大的危害。安陽發掘工作的參與者梁思永就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面臨死亡的威脅。而梁思成的中國建築研究所也不得不跟著遷來此地，當時林徽因也患有肺結核，卧床休養。
梁思成發覺我已愚蠢地不再使用他在北京時候給我起的中文名費正清。因為戰時新聞局的麥克·費希爾的姓氏也是費，於是我把名字改成了電影明星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的中文名范朋克，但是梁思成告訴我這個名字「聽起來像中國話『番邦客』」，「而費正清意思是『費氏正直清白』，而正清與約翰·金（John King）諧音。使用這樣一個中文名字，你可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了」。顯然，他是對的。與此同時，我回想起以前外國人常常不知不覺取了帶有貶義的中國名字。例如1834年廣州的英國特使內皮爾勛爵（Lord Napier），他的中文名為「律勞皮」，聽起來像是「拚命做壞事的痞子」。蔣介石名「中正」，意為「居中正直」，有這樣一個名字，人們自然願意與之團結在一起。而我的「正直清白」的名字也恰合了一位歷史學家的身份。
1942年11月下半月，我計畫訪問李庄，同行的還有陶孟和博士，我們搭乘小火輪沿著長江逆流而上。自從我們1932年在北京初次見面之後，陶孟和主持的社會調查研究所併入了中央研究院，成為其所屬的一個單位。他帶著自己生病的妻子一同來到重慶，後來乘飛機帶其來到蘭州，希望西北地區乾燥的氣候和充足的陽光能使妻子的病情得到緩解。與陶孟和同行實屬難得，我們為沿途的所聞所見而感到心曠神怡，故事首先發生在我們乘坐的小火輪上：
我們於10號晚些時候登船，第二天早上8時，曙光透過薄霧照耀在嘉陵江與長江匯合處的上空，輪船起航，到了晚上便會靠岸停泊，如果我們在午後不久到達下一個較大的城鎮，我們可能會一直停靠到翌日早晨。這裡的人群像在地鐵站一樣擁擠不堪，但又並不顯得那樣匆忙。船艙是聊天睡覺的好地方，我們只能以此打發時間。
我的行李中還有一塊嶄新而極其有價值的油布，雖然它有一股令人作嘔的濃烈的桐油氣味，但可以驅趕臭蟲，而不至於讓人特別反感。同時，我們整晚開著燈，避免臭蟲侵襲。此外，還有一種看著頗為敏捷的蟑螂，它尾部寬大，從尾部到頭部逐漸縮小呈錐形，長著一個木槌形的喙。它試圖接近我的油布，突然間又倉皇而逃。我將一個7英尺長、5英尺寬的機縫藍色睡袋置於油布上，這樣一來，就沒有臭蟲從我身上爬進睡袋了，而且一旦它進入可能就別想再出去。我還在睡袋內底下鋪了一塊絨毯，這樣進去睡時就像在施展具有神秘感的柔術。格雷厄姆·佩克聽說有位女傳教士就曾光著身子睡在睡袋中，當然，這可能只是別人的想像。至於我，身體鑽進睡袋中，頭上蓋一塊老婦人用的薄頭巾，這樣除了野獸便沒有人可以認出我是誰。
至於飲食，我們每天有三頓中國式的美餐，沒有宴會的那些繁文縟節。早上、中午和晚上各兩碗米飯，把我食肉的獅子的胃吃成了食草的母牛的胃。吃飯時從碗邊把米飯撥進嘴裡，然後等它們進入胃中被消化，此外我們還有額外的又圓又硬的四川柑橘可供享用。和衣而睡總有一種縮成一團的感覺，好在如今似乎習以為常了。
同時，長江晝夜不停地向東奔流。與密西西比河不同，長江的兩邊有著高高的堤岸，至少在四川境內如此，江面寬闊，寬度很少有所改變。放眼堤岸，山坡上一邊是茂密的樹木，一邊是鱗次櫛比的房屋，在地平線的映襯下，形成獨具魅力的輪廓。一些地方，在江岸上坐落著面積龐大的廠房，像在重慶那樣，高高的煙囪排放著濃煙。當然最有趣的還是船民的生活，大大的舢板上16名船員划槳順流而下，掌舵的是一位婦女，她一手持舵柄，一手還抱著嬰孩，像巾幗英雄一樣發號施令。而逆流而上的成群的縴夫們邁著沉重的步子，喊著雄健的號子前進。即使有旋渦把他們拉得後退，號子聲也不會停止。每次我們停靠碼頭時，總是有一兩艘輪船在我們之前抵達，事實上上岸如同在堆滿舊傢具的閣樓里捉迷藏，轉來轉去，穿過人群，登上艙梯，經過水麵上狹窄的木板，最終通過登上陡峭的台階來到城鎮。
我們停靠的第一站為江津，意為「江邊渡口」，當然它的名字不比波茨維爾（Pottsville）更讓人感覺愉悅。第二站為合江，「河流交匯處」，由南而來的赤水河匯入長江。這些小鎮十分奇特，每個鎮上都有一條與江水平行的寬寬的以石板鋪成的大街。人行道上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人，但沒有車輛，街道兩邊都是商店，店裡燈光暗淡，陳列著各種各樣的貨物。
新舊事物雜陳又是另一番令人迷惑的景象。昨天晚上我們先是遇到了一個正在進行道教葬禮儀式的出殯隊伍，主持的道士戴著軟呢帽，然後路過一座由三民主義青年團新建的尖頂方塔，上面還刷著標語。最後看到一位算命先生，帶著哈羅德·勞埃德（Harold Lloyd）式的眼鏡，用晃眼的乙炔燈招攬著顧客，還配有一個招牌寫著「直言不諱，勿怒順命」。
在一條十分偏僻的街道上，我們突然遇到一個人蜷縮躺在大街上，呼吸困難，不知道是生病還是喝醉亦或是被人傷害了。「別碰他！」陶孟和立警覺地對我說。隨後他解釋說，這可能是一個圈套，一旦碰他就要承擔責任，不知從哪裡冒出的人就會指責敲詐我們，除非我們出錢把他們打發走。
四天之後，我們來到宜賓（從前叫敘州府），長江輪船航行的終點站，隨後我們換乘了一艘更小的火輪順流而下來到李庄。這個——
梁思成的家和建築研究所在同一個院子，而建築研究所又佔據了國立博物館的一部分地方。從小鎮的一端，沿著被稻田環繞的狹窄石徑行走，梁思成的房子位於山腳處的大樹下，山頂上築有一座瞭望台，還有漫山遍野的柑橘樹。四川的地理環境導致小鎮雨水多過陽光，因此成年累月的潮濕和骯髒讓整座城市瀰漫著一股悶熱和尿臭味，如同常年籠罩的雲霧。事實上，這裡白天經常被雲霧遮蓋，夜晚又會下起連綿不斷的小雨。
在建築研究所，12名年輕的製圖員在內院一側的一間大房子中工作，林徽因就住在這個院子的另一間大屋子裡，因此她可以隨時得知工作的進展程度。然而事實上，她到了哪裡，哪裡工作進展得總是更快，所以年輕人直接從她那裡得到的教益遠比他們自己貢獻的成果要多。
依照傳統，中國的學者解除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