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昆明的生活極其困苦，然而這裡晴朗的亞利桑那州式的氣候對我們的生活算是巨大的補償。我們繼續向北，飛往戰時陪都重慶，離乾燥而陽光燦爛的昆明越來越遠。然而，前往四強之一的陪都重慶的路途困難重重，外國盟友只能乘坐飛機抵達，而重慶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被厚厚的雲層籠罩。雲南有個形象的名字——「雲之南」，同樣四川的命名也有來歷（表示長江、嘉陵江、岷江、大渡河四條河流都穿流於這裡岩石聳立的峽谷之間），因而你能夠看到從河面升起的霧氣最終形成雲海的壯麗景緻。9月25日我們離開昆明向北飛行，
越過一座又一座翠綠的山脊，綠色植被下是紅色的土壤，半山腰布滿稻田。我們上升到1.2萬米高的雲層中，隨後又下降，河流和山嵐一覽無餘。
重慶有三個機場，每一個機場對飛行員來說都是一種挑戰：第一個機場，飛機起落跑道位於長江中間的一塊沙地，只能在冬天水位較低的時候使用。由此地起飛的飛行員必須小心翼翼地從一條跨江電纜的下方或上方穿過，沿著河流的上遊方向起飛。第二個機場是九龍坡機場，位於一座小山與江岸之間，當你起飛時，還沒來得及看到任何標誌，就已經騰空在江面以上了。第三個也是最大的機場是白石驛機場，位於一條山脈的峽谷間，為了擺脫霧氣的影響看清跑道，盤旋在空中的飛機不得不下降到低于山峰的高度。曾有一架四引擎的C-54型飛機，在降落時發現偏離中心跑道20英尺，因而不得不採取側滑方式著陸，簡直像一隻跳舞的大象。還有時候飛機無法著陸，不得不返回起始地。（戰後，C-54型運輸機常常從上海經過7小時的飛行來到重慶，在其上空盤旋1小時，然後受挫又返回上海。）所幸1942年，我們的飛行沒有遇到困難。飛機正常降落，我們幸運地見到了陳納德將軍和電影製片人約翰·福特（John Ford）。戰時要人都集中在機場。
重慶一下子給我留下了這樣強烈的印象：「此地並不適合人類居住，因為沒有平坦的陸地。人們簡直成了力圖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在這個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岩石重疊的半島上，只有「少數幾條沿半山腰新修的盤山路供運輸使用」。這裡的一切似乎都「覆蓋在四分之一英尺的泥土下」了。
我在中國戰時的陪都度過了15個月，冷戰或是中國革命都沒有令我感到煩惱。主要的威脅仍來自德國人和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進行到一半。每逢晴朗天氣，日本的轟炸機便迫使重慶衣衫襤褸的市民們不得不躲到防空洞里避難。重慶所處的山區常常處於陰雲密布之下，所以較之轟炸我們日常遇到的問題更多的是潮濕。
因為美國也被動員起來了，所以1942年時重慶人民充滿自信，認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能夠獲勝。事實上，我的到來本身就是美國被動員起來的一個證明。一位35歲的哈佛大學教授以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的身份來到重慶，一邊為國會圖書館收集中國出版物，一邊為美國大使館主管散發縮微膠捲。事實上，以我對別人宣布的職位所賦予的令人尊重的學術身份為掩護，我還在執行一項較秘密的任務，即努力尋找和微縮拍攝日本出版物供華盛頓的戰略情報局使用，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能夠在戰爭中獲勝。
戰略情報局的第一位駐華代表為艾森·蓋樂博士，返美之前，他與我們見了一面。他曾在求精中學圈起的場地上，為戰略情報局駐華辦事處建造了一幢房子，位於崎嶇不平的重慶山城外2英里處，距離蔣介石、孔祥熙以及史迪威將軍等人的司令部不遠。除此之外，求精學校內還有幾個民間機構——紅十字會、中華基金會（管理庚子賠款）以及金陵大學等。我們的房子共有4層，25個房間，牆壁堅固。自從饒大衛回國之後，這裡就只剩克萊德·薩金特（在北京時曾租用過我們的後院）一人作為戰略情報局的代表了。於是美國戰時新聞局搬進了這座已騰空的房子，因為它也是情報協調局的分支機構。
戰時新聞局有更多事務要開展。麥克·費希爾［Mac Fisher，弗朗西斯·麥克拉肯（Francis McCra）］是我在北京認識的一位記者朋友，珍珠港事件之後他被派來中國負責美國新聞的在華髮布事務。為了展開心理戰，例如用飛機散發傳單，他由一名在日本長大的助手吉姆·斯圖爾特（Jim Stewart）協助工作。他們還僱用了職員進行記錄，複製及發布每天戰時新聞局的新聞報道。在獲得海登博士的贊同之後，我邀請戰時新聞局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很快戰時新聞局在紐約的專家可以使用特殊的儀器發送和接收新聞圖片。為此我們兩個辦事處幸運地調撥到了一輛汽車。
因為我曾被授予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的頭銜（雖寫在特別通行證上，但並沒有寫在外交護照上），於是我準備徒步前往美國大使館。先到達半島頂端，向下走大約200級石階，然後乘坐輪渡沿長江逆流而上，航行約6海里，到江對岸登陸，再向上攀登，大使館就位於南岸邊。我花了兩天時間向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和他的顧問范宣德（John Carter Vi）解釋我的身份。彙報我的工作花去了不少的時間。
首先我決定要在大使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因為我並沒有什麼制勝法典或特殊渠道。畢竟，我只是戰爭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僅僅負責研究工作和出版工作，並不涉及秘密情報或秘密行動。我的辦公經費和工資由大使館支付，來源於外國出版物採購部間委員會（Interdepartmental ittee for the Aquisition of Fn Publications）的基金，即先前的INDEC，後來縮寫為IDC。
世界範圍的出版物收集工作由年輕的圖書館學專家弗雷德里克·G.基爾戈（Frederick G.Kilgour）負責，隸屬情報協調局研究分析處處長威廉·蘭格教授的領導。弗雷德里克於193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化學專業，但隨後前往威德納圖書館從事縮微拍攝外國新聞報紙的工作。1942年3月蘭格把弗雷德里克選拔上來，派他負責收集主要來自德國的出版物。由於其委員會涉及許多機構的利益，所以儘管弗雷德里克只有28歲，但突然間便身兼數職，不僅是外交官、科學家，也是辦公室勤務員。東亞並不是他最少操心的部分。我有萊卡相機和膠捲，因此可以將一些我希望從中國情報機構獲得的有關日本、中國或者其他方面的資料縮微拍攝並寄回華盛頓。例如，伯頓·法斯就急於獲得來自東京的報刊、年鑒和政府報告等資料。
由於我也希望將中國的出版物送回國內，打通困難時期被中斷和關閉的正常管道。因而我是由國會圖書館館長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派到中國的代表，雖然預算緊張，但得到很多善意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國會圖書館東方區負責人恆慕義博士的支持。
最終，我明白了一個重要的道理，如果想從中國方面有所收穫，就必須有所付出。這是最簡單古老的互惠思想，顯然一味地向別人索取，卻什麼都不付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成為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研究分析處的非正式代理人。與此同時，威爾瑪在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幫我挑選了一些美國學術和科技出版物，並拍攝成縮微膠捲寄給我。我自己也隨身帶來了一台由華盛頓的一位科學家發明的投影儀，和一套供放大用的燈泡、鏡頭，可以用來拍攝其他膠捲。
為了在我所從事的工作中貫徹互惠原則，我在為麥克利什1942年8月12日起草的指令和為多諾萬上校8月18日起草的指令中都加入了下面這句話：「你的主要任務是恢複中國和美國之間出版物的交流。」
我向高思先生充分談了很多我的看法，對於目前美國的駐華軍隊以及戰時機構支離破碎的情況表示遺憾，因為這種情況導致美國像一隻多頭怪物，沒有能力執行統一的政策。勞克林·柯里博士由於直接受羅斯福總統派遣，因此不需要經過大使就可以直接與蔣介石聯絡。蓋樂博士也有自己的密電碼，像軍事系統一樣單獨行動，大使無權干涉。所以我必須確保自己的三項學術任務沒有威脅到大使已經十分微弱的權威。
高思大使如同方枘圓鑿，格格不入。在一次招待會之後，他和麥克拉肯·費希爾以及我三人一同回來，他和我們整整聊了一個小時，他講到他在上海領事館時候的故事。當時他查獲多個毒品走私集團，並將其繩之以法。正如他所講的，他坦白說他最希望做的工作是成為國內某個地區的地方檢察官，嚴格貫徹法律制度。他多麼希望在戰爭開始前就已經退休，能得償所願。他聲稱自己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典型的美國佬，不能忍受公務浪費和不講效率。即便范宣德以溫和的口吻勸阻他，他還是決定準時參加委員長特設的晚宴。
最有才能的美國外交官非范宣德莫屬了，他是高思的顧問，一位有著在中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