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局的變幻莫測為精明的企業家提供了無數獲益的機會。面對史無前例的情況，每個人都必須為之付出新的努力，然而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卻沒有。我給自己的定位是結合邏輯始終如一地行動。但是當時並沒人給予我指導或是對工作情況進行說明，於是我只能依靠自己來整合。
工作展開的前提是，研究分析處遠東部門需要派代表前往中國來獲取更多研究資料。在查爾斯·雷默上任之前，我和法斯就已經收到第一份來自饒大衛（David Nelson Rowe）的有關中國媒體分析的提案。由於受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以及其他政治學家的影響，饒大衛偏向於採用定量分析（計算單詞使用的頻率），通過這種方式使得不和諧的政治議程轉化為依靠數據說話的科學。此外，他已尋找到基金會來支持他在重慶的研究項目。於是我們委任其為研究分析處代表，他於1941年11月27日抵達重慶。
如何讓情報協調局在中國開展工作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會講漢語的美國人在招募中國僱員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對方可能為雙重間諜，他們可能同時向中國上司彙報情況。任何秘密就像吸引蒼蠅的垃圾桶一樣，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謠言、錯誤、恐懼、虛假的希望和嫉妒。54歲的喬·海登是一位經驗豐富、頭腦冷靜的資深政治家，我認為正是在他的推薦下，中國鹽務局的艾森·麥克道爾·蓋樂（Esson McDowell Gale）被招募進入情報協調局，擔任其駐華代表。
蓋樂在萊頓大學（Leyden） 獲得了漢學博士學位，是美國的一位學者型官員。我曾在上海見過這位知識淵博、發展全面、留著英式鬍鬚的漢學專家。
作為情報協調局首任駐重慶代表，他的工作進展得並不順利。畢竟從一名中國僱員轉為美國機構的負責人並不容易。此外蓋樂博士印著「美國情報處」代表的名片並不能得到中國人的信任。
然而，事情的發展超乎我的預料，讓饒大衛也日益陷入困境。他發現他不喜歡大使館和在裡面工作的很多中國人。人們總是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他總認為有人跟蹤他，要密謀陷害他，使他處於危險當中。我們擔心他精神不正常，將其帶回美國看醫生，結果證明毫無必要。隨後我被舉薦接替他的工作。於是，1942年6月2日多諾萬任命我為情報協調局的駐華首席代表，全權負責處理一切事務。他的指令就是一個讓我陷入了一團混亂的黑暗地獄的號令：「你將：（一）成為重慶辦公室被認可的總負責人；（二）被授權作為協調員處理小組所有事務；（三）被授權對協調局重慶小組進行行政管理，並負責處理除幾個分支代表的特殊任務之外其他涉及重慶小組共同利益的事務。」這意味著我只是一位掛名的負責人，對秘密行動卻沒有控制權——顯得很重要，但面目模糊。這是我極力渴望擺脫的命運。幸運的是，儘管我收到了正式簽署的命令，但是一切安排並未實施。6月13日，情報協調局進行工作重組，海外情報處劃分出去改為戰時情報局。剩下的研究分析處、秘密情報處以及秘密行動處整合成為戰略情報局。與此同時，我立刻為自己在中國的工作確定了範圍縮小而具體化的任務。
與此同時，蓋樂博士被召回之後，喬·海登為了彌補自己舉薦不當的過失被派往重慶收拾殘局。於是1942年八九月間，我們一同非常友善地結伴而行。這次旅行讓我們對戰時美國技術的不斷擴張有了全局的概念，儘管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一直在增長，但這一切遠遠超過了我們理解的增長速度。
1942年，泛美航空公司依然為美國政府提供優先運輸服務，後來由航空運輸指揮部將其業務進行擴張。當時泛美航空公司使用的是DC-3型飛機，雙發動機連同一個固定的尾輪，著陸時，飛機是向尾部傾斜來著陸的，類似噴氣式飛機的前置起落架，還是以後的事。空調也是相同的情況。停機坪上的DC-3被烈日炙烤著，裡面的乘客也早已汗流浹背，而一旦飛機起飛，恐怕都會被凍僵。由於座艙壓力不穩定，在越過喜馬拉雅山時乘客都感覺不適。這些20世紀80年代那些在飛機上享受到服務的舒適程度甚至超過家裡的乘客們的苛責。1942年的泛美航空公司正在儘力達到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目標，這讓我們感覺自己就像是探險家。
8月21日，喬·海登和我從邁阿密乘飛機途經南美和非洲來到中國。毫無疑問，此次飛行與1842年從塞勒姆或是巴爾的摩乘坐游輪前往遠東時途經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一樣，都採取了迂迴路線。一開始我們在波多黎各降落補充燃料，晚上到達西班牙港［特立尼達拉島（Trinidad）］；第二天我們穿過了奧里諾克河（Orinoco）和亞馬孫河等幾處寬闊的河面來到了葡萄牙殖民地古城貝倫（Belem），它位於南緯3度。漁船、色調柔和的房子、像公園一樣的廣場、刷白的樹榦，還有露天咖啡館，所有這一切都令人聯想到地球另一端16世紀葡萄牙帝國的殖民城市澳門。
這裡沿著河岸每時每刻都有來來往往的人。如今美國進行的擴張行動如同葡萄牙對貝倫、澳門和馬六甲的殖民一樣……美國人傾盡全力為他們的新式武器和運輸工具修建了無數的混凝土跑道，就像葡萄牙人曾經為了用船隻運送大炮而修建碼頭和堡壘一樣。
我們乘坐四引擎飛機，從巴西海岸的累西腓（Recife）起飛，用一整夜時間穿過南大西洋。天剛亮，在廣闊海面上，一個小點越來越近，原來是阿森松島（Assion Island）。從南美洲到非洲，我們已經恰好走完了一半的路程。荒涼的山頂處，一條灰濛濛的飛機跑道正在修建中，它讓我想起了我的牙醫在修補臼齒前會先把它磨平的情形。
下一個降落點是阿克拉（Accra，當時屬於黃金海岸，即現在的迦納），與尚未成為旅遊景點的夏威夷極為相似，這裡有著大片的淺灘，適合衝浪。在簡易的房舍中，你永遠都不知道晒成褐色的床單什麼時候更換。誰負責這些呢？從阿克拉開始，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線向東前往另一個港口拉各斯（Lagos），隨後起飛向東北越過奈及利亞，來到鐵路的終點卡諾（Kano）。
下一站我們來到了邁杜古里（Maiduguri），並在此紮營，這裡真是泛美航空公司值得驕傲的紮營地點。隨後我們從機場乘車行駛15英里，不知從何處到了何處，最終進入有一些新建築物的居民區。我們在其中一家店裡享用了紐約生產的冰櫃里的金萊茵（Rheingold）牌啤酒和可口可樂。隨後我們來到一處帶陽台的簡易住處洗澡，屋內有幾個大的盥洗盆、鏡子、鐵制床和椅子以及抽水馬桶。之後我們來到了一個乾淨衛生的餐廳用餐，這裡的白人在廚房給我們做了類似坎貝爾風味的番茄湯，除此之外還有炸雞、土豆燉牛肉、玉米麵包加花生醬、果醬和薄荷醬。途經此地的每一位乘客都會提及這個地方。沒有人可以想像，這裡的所有食材究竟是怎樣被運來的，因為最近的食品供應站是距此700英里的南部地區。月亮漸漸升起，真正的非洲式的大月亮，我留神傾聽獅子的吼叫，然而整晚聽到的只有7英尺的電冰箱和抽水馬桶發出的聲音。顯然這次旅行讓人很難將非洲和泛美航空公司分開來。
在大英帝國所屬的領地埃及和印度，我們偶然碰到了英美聯盟的問題，此類問題同樣也發生在中國。在這場類似於手足之爭中，已是強弩之末的英國的驕傲、經驗和領導地位如今已不復存在，被喚醒的美國人開始下意識地懷疑其帝國主義和反人民的意圖。一邊譴責大英帝國的殘餘勢力，一邊利用它們，美國人並沒覺得自己實為大英帝國的繼承者。事實上，我們習慣於享受英國人的部署安排，卻在理論上對其進行抨擊。
我們在花園一邊吃晚餐，一邊欣賞著英國官員與女伴很笨拙地在舞池翩翩起舞，好像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做不到，實際他們能做到，儘管他們不必這樣。德國人正在距離此處3小時車程的沙漠中。6月30日，當地一個送信人說，路上有一條寬10英里的裂縫，他們本可以到此處，但需要多花36個小時通過，但是顯然他們太疲憊了，與此同時澳大利亞人已經從敘利亞趕到。
最後，一架英國水上飛機帶我們從開羅的尼羅河上出發，途經荒蕪的放牧著羊群的基督教聖地（巴勒斯坦）到達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河口處的巴士拉。隨後我們前往卡拉奇，最終於9月6日抵達新德里的帝國酒店。在這裡我遇到了白修德，他戴著一頂如同蘑菇一般的硬殼太陽帽。他帶我參加了一場雞尾酒會，到場的還有埃德加·斯諾、《先驅論壇報》的阿奇·斯蒂爾以及《紐約時報》的赫伯特·馬修斯。他們都身著戰地記者的卡其色短褲配綠肩帶襯衣，相當地時髦瀟洒。當時埃德加準備經波斯前往俄羅斯，白修德則正跟隨兩位將軍到處飛。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印度，僅從表面上對比一下，印度人和中國人就令人吃驚。在戰爭時期，還未解放的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