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爆發前4個月，我應召加入在政府領導下參與籌建把學術研究機構轉變為戰爭目的服務的研究機構的工作。之後的5年，我請假離開了哈佛大學：第一年在華盛頓（1941年8月—1942年8月），之後被派往中國一年零三個月（1942年9月—1943年12月），而後返回華盛頓（1944年2月—1945年8月），接著再次前往中國停留了8個月的時間（1945年9月—1946年7月）。在我34歲到39歲之間，這些富有冒險精神的插曲讓我捲入世界事務，毫無疑問也使我個人獲得了新生。和其他人一樣，在戰時的拼搏中，我也徹底地明白了自己在想什麼，以及如何發揮作用。因為戰爭從根本上提出了新思想和組織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人們採取創造性的行動。
1941年夏天，新成立的情報協調局（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局長比爾·多諾萬（Bill Donovan）上校正在抓緊籌備組建一個全球範圍的秘密機構，包括秘密情報處和秘密行動處。其中情報協調局研究分析分處是一個協助其他部門的獨立機構。他們相信事實往往並非人們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樣，對事情進行理性分析後往往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這裡的成員大部分來自各所大學，他們被要求以使其在學術領域獲得成就的那種嚴謹態度來關注當前與未來。
當時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三世（威廉斯學院院長）受聘擔任研究分析處的主任，他邀請蘭格加入，蘭格推薦了麥凱（McKay），而麥凱又推薦了我。於是1941年8月13日，我們4位來自歷史系的教師來到了華盛頓，8月13日上午9時15分，我、巴克斯特、蘭格、麥凱，以及蘭格的得意門生、研究俄羅斯問題的專家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ely），在賓夕法尼亞街與憲法大道交會處空置的頂點大廈（Apex Building）召開有關成立研究分析處的首次會議。為了使學識在戰爭中發揮效用，他們需要陸海軍人員與情報協調局的研究人員進行合作。而後者需要利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資源（幸好圖書館的新樓剛剛竣工），並將他們研究的成果提供給位於城市另一端西北E大街和25街交會處（25th areets NW）的情報協調局總部，同樣位於此地的還有秘密情報處和秘密行動處。
巴克斯特和蘭格開始在全國各地招募學術專家。其中一位重要新聘人員是專攻遠東問題、長期執掌密歇根大學政治科學系的約瑟夫·羅爾斯頓·海登（Joseph Ralston Hayden）教授。他曾在菲律賓從事教學工作，事實上1933年至1935年間他一直在菲律賓擔任副總督。他的著作《菲律賓：國家的發展》（The Philippines: 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剛剛於1941年出版。同時，唐·麥凱承擔著摘譯美國國務院每天收到的大量電報的工作，以便於研究分析處了解最新的情報。顯然這種工作就像是弗蘭肯斯坦（Fraein） 博士創造的毫無生命力的人物一樣，一旦組裝起來，需要通過電流賦予其生命活力。
顯然，我的資歷尚淺，是位只發表過一些文章的講師，對這類工作毫無經驗可言，但在中國問題與日本問題的研究方面，我代表的觀點是使用中國和日本的原始資料。我啃的第一塊「骨頭」是一條海軍情報，其中涉及日本的造船業，鋁、鐵以及飛機的生產。情報是前段時間從海軍情報局獲取的，多諾萬上校要求我對其進行鑒定評估。經過一個下午的分析，我發現這是由喬裝為漁民或朝聖者的間諜收集到的一份複雜的觀測報告，其中包括沒有出處來源的統計資料以及各種新建的機場和工廠的列表。（隨後得知這份報告來自英國。）而這份複雜的報告意在表明日本工程師「開始為建造一條由下關通往朝鮮釜山的海底隧道而進行勘察測量，這條隧道橫跨對馬海峽，全長僅122英里」。
在我看來，這份報告並不能算作情報，因為只要仔細研讀日本的一些新聞就能了解得更多。隨後巴克斯特和我將這份報告提交給多諾萬上校。而他給我的印象則是，「性情溫和而異常地優柔寡斷，並不了解自己想要做什麼」。後半句完全正確，他做事總是出人意料地不知所圖，這正是他努力營造出來的。但是事實證明他並非優柔寡斷。
很快我開始同時進行兩三項工作，其中包括協助在國會圖書館建立遠東研究部，這需要收集大量的參考資料，同時也需要招收人員來處理這些工作；幫助新成立的多諾萬團隊向政府機構證明專業學術知識的價值，接觸華盛頓所有的中國問題專家。一時每個機構都開始需要中國問題專家來協助工作，而我在中國北京等地4年間結識的人也都很快聚集到這座城市，就像菜肴佐料那樣，並且每周都有越來越多的人前來此地。
我們找到一處住所，和我的同學比爾·揚曼及他的妻子在一起住了幾個星期。在他們結婚之前，比爾的妻子埃爾西·珀金斯曾在北京寄住過我們家一段時間，他們兩人就是在我們家相識的。而比爾在羅斯福新政期間曾擔任聯邦能源委員會（Federal Power ission）的首席法律顧問，如今他與湯姆·柯克倫（Tom Cor）合夥經營一家法律事務所。隨後他們與宋子文建立的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a Defense Supplies，Inc）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埃爾西的祖先就曾涉及早先的中國貿易，而她的丈夫也正在開展一項新的對華貿易，並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之後。最終宋子文指定比爾作為其遺囑的執行者。
幾天後，威爾瑪找到了一所乾淨的寓所，包括一個大客廳、兩間卧室、一個廚房和一個小花園。房子位於交通便利的喬治城西北區的34號大街1306號。於是我們立刻租下了房屋，計畫在9月1日入住。
8月14日，我去拜訪了勞克林·柯里（Lau Currie）。此前在居於麥迪遜的拉福萊特的夫人伊莎貝爾的引薦下，我曾於1928年在哈佛大學見過柯里及其夫人桃樂茜·培根·柯里（Dorothy Ba Currie），當時他是一名經濟系講師，還在攻讀博士學位。如今他離開了聯邦儲備委員會，成為富蘭克林·羅斯福的6位行政助理之一。1941年初他受總統委派會見蔣介石，並負責對華租借事宜。
柯里博士是白宮班子的主要人員，擁有一間寬敞的辦公室和兩名秘書，其辦公地點位於美國國務院大樓（如今為行政辦公大樓）二樓，隸屬遠東司。當時柯里正忙於解決滇緬公路問題，派紐約卡車公司的經理們前往該地管理交通運輸。作為中國獲取物資的主要供給線，這條公路卻存在著形形色色的營私舞弊和腐敗問題。司機們連給卡車加油都不會，卻懂得如何走私貨物。派去的紐約人都很嚴格，但是也深知當時的情況並不樂觀。
我發覺柯里是克萊爾·陳納德（Claire ault）上校以及美國志願航空隊在國內的後台，而後者是一支非官方組織的志願空軍，配有100架P-40戰鬥機，正在緬甸進行秘密訓練。後來我根據柯里的資料，準備詳細記錄這支志願隊的由來，以此作為情報協調局對華援助研究的一部分。
由於他沒有支付下屬工作人員報酬的預算，最終我們到12月份才想出一個主意，即我以情報協調局委派的名義，利用部分時間為他工作。這對於他、我、情報協調局以及戰爭來說都有好處。於是聖誕節時我在他的隔壁224號房間開始工作，電話號碼為「白宮80號」。試問，誰還會有比此更加尊貴榮耀的身份象徵嗎？
就這樣，我更上一層進入了權力核心，但是我並沒什麼特別需要去做的事情，只是四處走訪，訪問人物，收集信息，繼續從事一些較次要的項目而已。這也很有趣，到了風雲變幻的1941年秋天，我很快對即將登場制定對華政策的主人公有了深刻的印象。
柯里之後下一位上場的人物為斯坦利·亨培克，他似乎與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例如我們都來自美國中西部，都是威斯康星大學貝塔·西塔·派兄弟會的阿爾法·派分會的會員，同時也都是羅德獎學金的獲得者。他曾在哈佛大學講授過主題為「1793年以來的遠東」的課程，這門課由我接任。有時候我甚至擔心我們倆是不是連個性都一樣。
8月15日我打電話給亨培克博士，告知我已經到達華盛頓。
他的聲音聽起來非常生硬，他想知道多諾萬的目的，還想知道他要做的事，他為什麼將這裡所有的人都弄得沮喪。我聲稱自己不知道，確實如此，但我說我希望他會知道，我僅僅以熟人的身份非正式地打電話過來想徵詢一些建議。也許這樣更加適合，畢竟我還沒有被分派由誰領導。
幾天後，我們去拜訪他，還一起喝了酒，但是並沒得到什麼建議。顯然，他認為自己在對華政策方面所做的一切才是必要的。柯里僅僅是執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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