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偶爾將注意力從清代文獻和有關東亞的書籍中轉移出來時，從周圍傳來的消息總是很不樂觀。法西斯主義在不斷擴張，1936年11月，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侵略者結成了合作關係。災難接踵而至，繼1936年7月的西班牙內戰，1938年3月希特勒軍隊侵佔奧地利，隨之而來的是9月份的《慕尼黑協定》以及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吞併的消息。當然所有這些都為1937年7月7日日本對華全面侵略提供了恐怖背景。
當時美國的反應是繼續保持孤立主義的態度，這種保守經常被理想化為反戰態度，如今看來卻很難令人信服。事實上我們的外交策略分為三種情況：向東對歐洲採取避免捲入戰爭的「我們不介入」的策略；向南對拉丁美洲則採取門羅主義的「你們別介入」的策略；而向西越過太平洋採取門戶開放的「我們都介入」的策略。總而言之，孤立主義的軟肋就是遠東地區。
當然，即使意圖和可行性方面有所欠缺，沒有長期一貫的國策也是一種下策。門戶開放政策稱得是具有英國風格的傳統方式，是美國理想主義與利己主義的結合。1899年約翰·海（John Hay）最初提出的照會的施行條款是來自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手下的稅務司賀璧理（A.Hippisley）的建議（馬士博士曾於1931年在倫敦介紹我們認識）。麥金萊（Mley）總統在大選之年需要制定一個使美國不致在華過分擴張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賀璧理為柔克義（Woodville Rockhill）起草的備忘錄最終被國務卿約翰·海所採用，成為對華政策。1895年甲午海戰日本戰勝中國後，歐洲列強在1898年獲得了多項特權，美國擴張主義者也要求不能落後於歐洲，要及時採取行動。（菲律賓、關島、夏威夷以及薩摩亞群島是擴張的典型例子。）麥金萊和約翰·海的精心之作——門戶開放政策中要求對各國貿易施行平等開放政策（這正是海關所代表的），英國放棄該主張並投入到帝國主義戰爭之後，美國重新將其撿來作為國家政策，它取代帝國主義政策而成為新的對華政策，但是我們在菲律賓採用了與英國相同的帝國主義政策。
事實上，有兩種門戶開放政策，一個針對我們，一個則針對中國。最初的對外開放政策意指在中國擁有平等貿易與投資的機會，換句話說，其實是在不平等條約下，要求中國對外開放。但是約翰·海於1900年第二次制定的條款中指出了中國行政和領土的「獨立存在」（後來這個詞改為「完整」），其目的在於避免義和團運動所引發的危機期間中國被帝國主義者瓜分。第二次的門戶開放政策實際上是贊成中國有機會繼續成為（或成為）一個國家。
門戶開放政策不僅提出要保護我們在華的貿易特權，並且贊成中國享有獨立自主權，顯然這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單邊聲明，並不是一個雙方協約。同時這也是一個難以實施且模稜兩可的觀點，因為它一邊承認中國的獨立主權，一邊又利用不平等條約繼續損害中國的主權。
然而，對於20世紀30年代後期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來說，對華政策為其退過去成為世界戰爭中的活躍角色提供了良好的舞台。西太平洋取代遠西成為擴張的前沿。傳教士和商人依靠他們治外法權的特殊身份活躍於中國。19世紀末期，他們在日本扮演了同樣的角色。在這兩個國家中，他們都陷入了在歐洲不曾遇到過的複雜局勢。
同時，日本對華侵略引發了政策上的一個簡單的道德問題，即是否應該繼續幫助日本並為其提供軍需品。面對兩難問題，「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出現了，有效開啟了援華公眾遊說活動，這是一個公開且以大眾為基礎的組織，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的戰爭機器供應石油、鋼鐵以及軍需品。當時美國軍需品供應量至少佔到日本進口軍需品總量的一半。
這個遊說團隊的中堅人物叫哈利·普萊斯（Harry Price），他出生於中國，是一位南部長老會傳教士教育家的兒子。他於1932年獲得了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在燕京大學執教5年。1938年5月在紐約休假期間，哈利和他的弟弟弗蘭克將一些有著傳教士背景的人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小組。小組取名為「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而這個略長的組織名稱也很好地闡述了其具體而有限的目標，且充分利用了美國強烈奉行孤立主義的環境。
1938年8月，他們一共寄出了2.2萬本名為《美國在日本罪惡的侵略戰爭中應負的責任》（America''s Share in Japan''s War Guilt）的小冊子。哈利·普萊斯和他的同伴真正為委員會樹立了典型。到了1938年聖誕節，他們已有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支持名單，其中有29個人構成的全國委員會和86個贊助人，這些人均為美國各界名流。他們推選顧臨（Rreene）為委員會主席。顧臨曾出色地就職於美國領事館，之後在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任院長，一直干到1934年。我們早就知道他是美國社會的知名人士，他也曾在我需要的時候給予我精神支持。他的弟弟傑羅姆·格林（Jerome Greene）則是哈佛董事會秘書長。羅傑以他豐富的工作經驗和敏銳的政策觀察力，使得委員會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在「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運行的兩年半時間裡，其目的是鼓舞動員大多數支持中國的美國人，這些人在10年後支持維護中國國民黨的美國政策。從那時以後這成為一種慣例。前傳教士，即後來的明尼蘇達州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在此期間曾進行了1400次支持中國的演講，國會議員們甚至可以根據他從所經過地區發過來的大量「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的郵件得知他的行程。與左翼分子合作或在別的問題上合作，他們則著力避免。總之，紐約的哈利·普萊斯和華盛頓的顧臨組織了直至當時世界歷史上最有效的單一目標運動之一。作為自由中國的象徵人物，蔣介石是直接的受益者，因為委員會盡量避免觸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矛盾，僅僅是提及「中國的」美好的經濟前景和當前的形勢，將其視為如英國一樣的民主堡壘。
儘管委員會的積極分子中包括一些有著傳教士背景的人員，卻沒有辦法贏得各差會的支持。這些人認為，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日本，他們都有責任進行傳教，因而反對偏袒任何一方而使自己牽涉到戰爭當中。1940年7月2日美國《國防法案》（National Defe）的頒布標誌著對日實施更加強硬政策的開始。於是委員會也最終在1941年2月1日停止了相關活動。與此同時，1941年初美國聯合援華會成立，但是由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矛盾而導致援華會內部成員意見不統一。
作為哈佛大學的教員，我整天忙於寫作與講課，無暇參加委員會的活動。但勢態依然不可避免地將我捲入公共活動當中。由於歐洲危機加深，波及遠東與歐洲的全面戰爭爆發了，於是1940年哈佛大學教授組織起來，旨在動員美國支持英國，維護自由，反對一般意義上的暴政。拉爾夫·巴頓·佩里（Ralph Barton Perry）以及大批的自由主義者（主要是人道主義者）預見到這是一場無法避免的與納粹之間的戰爭，所以他們組建了一個與寫信及評論類似的通信委員會的組織。他們稱其為美國國防會哈佛分會（Ameri Defense: Harvard Group），並希望其他地區有更多的團體能夠出現。佩里擔任主席，主攻羅馬史的同事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任財務主管，菲利普·霍夫（Philip Hofer）任秘書長。領導成員還包括俄國人山姆·克羅斯（Sam Cross）、法學院的吉姆·蘭蒂斯（Jim Landis）以及研究美國歷史的老亞瑟·施萊辛格。在8個委員會主席當中，我的大學本科導師唐納德·C.麥凱（Donald cKay）（從事法國當代歷史研究）負責出版與寫作部門。
當時我仍全身心投入到19世紀40年代的中國沿海口岸研究，但是應邀參加了美國國防部組織的一次有關中國與日本的討論會。在這裡我遇到了一位來自西北的學院派傑出學者威廉·蒙哥馬利·麥戈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教授，他在哈佛大學政治學繫上課。咄咄逼人、有著極強自信並且自我陶醉的威廉已經快速完成了多部作品，包括《日語口語》（Colloquial Japanese，1921年出版）、《大乘佛教入門》（An Introdu to Mahayana Buddhism，1922年出版），以及《致偽裝的拉薩》（To Lhasa in Disguise，1924年出版）。我們私下都認為他是一個「江湖騙子」，即便如此，他也是一個聰明的吹牛者（之後就職於參謀長聯席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