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有著教師的天賦，還是需要做很多努力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講課、輔導以及舉行研討會都需要向前輩學習。同樣的，一個新領域的開拓者很快就會意識到不僅他本人需要具有語言技能和書本知識，而且研究所需要的輔助設備和學生需要的教科書也要具備。剛在哈佛大學安頓下來，我就發現各個方面的需求也隨之而來。有一些是來自日常環境，更多的是來自個人設想中的工作。開拓一個新的領域必須先開發自身潛能，這當然也是大學開辦的目的所在。我加入的歷史系很快成為我職業的領航員、友誼的源泉和抱負的引領者。
當我1936年來到歷史系成為一名講師的時候，歷史系的發展正處於鼎盛時期。哈佛大學已經培養了一代博士，而這一代博士再培養出來的博士最終會如潮水般湧向全國。但是，在圖書館的等級評定中，威德納圖書館仍然是級別最高的圖書館，由美國歷史學會的歷任會長們評定，這是我們認為很好的規則，哈佛歷史系的等級也高居榜首。其中福開森（Ferguson）、麥基爾維恩（McIlwain）、莫里森（Morison）、老施萊辛格（Schlesinger，Sr.）、費伊（Fay）、蘭格（Langer）、布林頓（Brinton）都在過去或後來擔任過歷史協會會長。他們可能都會出席在教授俱樂部樓上一號房間舉行的周四午宴（屋內有一盞枝形吊燈）。莫里森例外，他覺得集會是浪費時間，不過他還是會偶爾穿著馬褲來到現場。而教授當中諸如吉姆·巴克斯特（Jim Baxter）、保羅·巴克（Paul Buck）、弗雷德·默克（Fred Merk）、C.H.哈林（C.H.Haring）、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邁克爾·卡波維奇（Michael Karpovich）、戴維·歐文（David Owen）、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亞瑟·達比·諾克（Arthur Darby Nock）、凱奇·喬丹（Kitch Jordan）、斯特林·陶（Sterling Dow）、唐·麥凱（Don Mckay）、艾略特·珀金斯（Elliott Perkins）等人都曾獻身於歷史系，作出了卓越貢獻，將其當作對哈佛奉獻忠誠的中心。
在此幸福的時期，我們團隊的凝聚力也在浮士德球 運動中逐漸形成，這是一種與排球截然不同的運動項目。我們的活動地點在薩金特學院（Sargent School）女生上體育課的幽暗迴旋的體育館中，如今那裡是法學院的停車場。體育館有著環形的跑道，四周圍繞著圓柱，很適合這種運動。回球時，隊員可以越網觸球三次（只能用一隻手或一隻前臂），墊球，準備回球，然後打回去。這與排球不同，我們每次發球，回球都將球拍在地面上，還會運用將球連續兩次撞到柱子上的技巧。比賽節奏很快，這需要隊員的合作以及對千變萬化的情況進行靈活處理，當然體育道德和體育精神要高於激烈的比賽。活動的參與者包括奧斯丁·斯科特（Austin Scott）、法學院院長歐文·格里斯沃爾德（Erwin Griswold，院長總是容易在比賽中爭論不休）、物理系的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球還沒過網就已經半空中魚躍撲向球了）、哲學系的拉斐爾·迪莫斯（Raphael Demos）以及經濟學家西摩·哈里斯（Seymont Harrris）。但是主要參與者還是歷史學家，經常由查爾斯·泰勒和迪克·利奧波德（Dick Leopold）進行組織。
歷史系每周四的例行午宴會的主題通常與歷史無關，更多的是討論行政管理、制度實施以及一些不涉及個人行為的領域。主席每隔幾年輪換一次，且沒有委任權。機構的宗旨就是為我們大家服務。他們會花很長時間來討論拉德克里夫學院的一位埃及女生能否用阿拉伯語代替德語完成博士論文。科學史可以被視為中世紀領域的一門課程嗎？新西班牙能夠替代殖民時期的美洲到什麼程度？諸如此類的問題將有歷史根據的材料排除在外。這種正式的行政會議是一種友好的慣例。我們都加入到關於希臘羅馬的文明，中世紀與現代歐洲以及它在全球的擴張，甚至擴張到日本與中國的討論中。
一年之後，我有了一位新同事賴紹華。他是葉理綏教授的得意弟子，是葉教授從東京女子學院從事教育的傳教士的子嗣中找到的一位傑出的學生，已經會講日語。1931年從奧柏林大學畢業之後，他受到了系統性的基礎漢學培訓，並得到資助在哈佛、巴黎、東京以及京都等地從事研究工作。1938年秋天當賴紹華在北京完成為一期一年的培訓回來後我們見了面。他的論文翻譯了9世紀一位日本僧人訪問中國的遊記，當時比馬可·波羅到中國還要早400年，論文中多達1550個註腳，這是漢學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賴紹華的時候，他表現得極像東方人，沒有表情卻若有所思的樣子，似乎在想：「費正清是誰，他想要幹什麼？」毫無疑問，我也是一副莫測高深的表情看著他，在這方面我有點經驗。具有代表性的是，賴紹華將其論文以單行本形式出版，書名為《圓仁大師大唐中國紀》（Ennin''s Travels in T''ang a），內容很吸引人，將整個故事展現在現代讀者面前。我們很快發現彼此共同的紐帶就是美國公共教育事業。如果沒有賴紹華做同事的話，那麼我的生活也許會大不相同。賴紹華隨後也加入了浮士德球的隊伍中，他打球很棒，並最後成為歷史系裡具有表決權的成員，這是一種真正的榮譽，至少對於歷史系來說是一種榮耀。作為相同領域的年輕學者，我們屬於一種友好競爭的關係，但我總覺得他處於有利的地位，而我卻在更邊緣的位置。按照某些理論，區域研究專家往往具有所研究區域當地人的特徵，這或許能夠解釋賴紹華為什麼擁護現成國家體制了。當時的日本人民非常精明地取得了成功，而中國人民卻在為國家統一而努力。
當我開始在哈佛大學講課時，我考慮到我只準備好一半的工作。牛津大學的博學學位並沒有設置有關歷史科目的預備考試，而在美國則完全不同。如果你想要來美國大學作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那麼你首先需要在大腦里塞滿有關中國古代史與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相關內容，而這些正是我的課程所欠缺的。我曾自作聰明地向許多申請者解釋，他們不知道我走的是條捷徑，這需要主動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來觸類旁通。我曾在清華大學講授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課程，並從這些課程中收穫不少。所以，在哈佛大學，我旁聽了福開森教授有關希臘的課程。
牛津大學沒有教過我的另一件事情是，如何舉辦研討會。而我計畫在哈佛大學組織一個有關清代文獻的研討班，先觀察一下其他教授是如何舉辦研討班是一個明智之舉。所以在蘭格教授的許可下我加入了他的現代外交史的研討班。
我們小組一共12人，每周都會去一次蘭格教授在坎布里奇的家裡，大家爬上樓到他的書房，圍坐在書架前進行討論。而他坐在桌子旁系統有效的指揮過程讓人印象深刻。其中還有一名學生坐在燈下的書桌前朗讀他的論文。然後房間的每個人開始評論，包括概念和主題意義、文章的組織、資料來源、寫作風格、晦澀不明以及缺陷遺漏的地方，總之我們儘力剔除論文中的缺陷，提高論文質量。隨後蘭格教授提出自己的意見，作出權威的總結，最後，作者進行答辯和解釋。每個人在批評指正中受益。
我很喜愛這樣嚴格而又很有分析性的討論，與很多混亂的研討會截然不同，例如，老師會問：「還有什麼問題嗎？」第一個學生會說：「您的某某說法是什麼意思呢？」另一個又會說：「我對您說的某某很感興趣。」第三個學生說：「雖然我不了解，但是我覺得這個論文很有意思。」研討會上所有人都只是吹牛說大話浪費時間，除此之外一無所獲。
我把關於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期間為什麼日本沒有干涉中國的論文拿給蘭格先生進行指導。為了完成論文，我先收集了英國、美國、法國以及德國的文獻資料，然後又看了一些中國和日本的文獻資料。我的很多學生，甚至包括選修我的課的學生，都幫助我做了資料的收集工作。然而，蘭格教授建議我，既然論述的中心是關於日本的，那麼我最好從日本的文獻資料入手。一語中的！
有一天，在一次接待會之後，威爾瑪帶了我家的常客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和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還有她的其他一些女性朋友——一群快樂的人——來家裡吃晚飯。到了晚上7點50分，我解釋說：「我要去蘭格教授家參加研討會。」這些人問道：「他還有什麼是我們沒有的？」我覺得這是相當令人無法容忍的自以為是，於是我只能說：「這是日程計畫的一部分。」我仍試圖去取得一流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