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任何人來說，1936年都是一個轉折點。1919年的凡爾賽和會讓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序曲：希特勒重新佔領萊茵區，墨索里尼完成了對衣索比亞的征服，他們（德國和義大利）共同建立了柏林——羅馬軸心，國際聯盟瓦解，西班牙內戰爆發。而我完成了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的學術研究任務，面臨生計問題，要開始下一步的計畫。
離開中國之後，我們在東京稍作停留。當時我發現日本問題專家伯頓·法斯（Burton Fahs）和休·博頓（Hugh Borton）同樣也想要在美國謀求一份工作，於是我們組成了「松林沙地協會」（Pine Barrens Association）。同意暫時定居於博頓在新澤西的一塊沒有多大價值的土地，竭力維持著我們不為現世需要的生活。
事實上，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像過去的傳教士那樣四處考察，儘管我沒有這麼稱呼它。在我們往東進發直到倫敦的路途中，我計畫在每個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甚至是遠東問題研究中心都停留一下，拜訪相關學者，了解學術動態。第一站是夏威夷大學，之後我又去了很多學校，包括伯克利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威斯康星大學、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密歇根大學、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但是我發現中國問題研究並沒有取得多大的進展。而且這些學校的教職員工中幾乎沒有人能夠使用漢語。然而，還是有少數重要人物已經有所行動，特別是在芝加哥大學。
來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宓亨利教授和比他年紀大得多的新娘愛詩客（Florence Ayscough）剛剛來到芝加哥大學。愛詩客是一個對中國文化中美的東西真正懷有深厚情感的人。他們的住所位於靠近中途娛樂場所的一條普普通通的街上，這是一座19世紀90年代建造的房子，如今已經被他們重新作了翻修。房子周圍種著枝繁葉茂的梧桐樹，還有月亮門、噴泉、燈籠、屏風以及一些藝術品，這一切營造出富有中國韻味或帶有中國風格的氛圍。愛詩客曾與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共同翻譯唐詩，取名《樅樹花箋》（Fir Flower Tablets）出版。為了能夠將詩歌的文字中所要表達的神韻完全解讀出來，她著重表明漢字字根的意思，甚至比原文作者想要表達的還要多。而宓亨利看上去像一位穩健的商人（與他的夫人相比，就好比無韻的散文之於韻律優美的詩歌），他愛慕他那富有詩人氣質的夫人，欣賞她的中國傳統美學與維多利亞風格相結合的審美風格，他們相互鍾愛，成了我們的榜樣。之後我和母親一起拜訪過宓亨利夫婦。我們都認為他們確實是情投意合。
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曾和我一同在北京學習語言，如今他在芝加哥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和漢語課程。他看上去特別年輕，這讓他很苦惱，實際上他比我們都要年長一些（1905年出生）。他在開始進行中國問題研究前曾是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名記者。他文筆很好，並且已經出版了一本著作，書名為《中國主義》（Sinism，1929年出版），還獲得了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然而，教授們彼此見面時，總是容易把他當成是一名學生。與他相比，我認識到我自以為獨一無二的感覺還是比較柔和的。他率先開始從早期經典著作裡面深奧難懂的文章入手進行研究，來重現中國歷史的開端。他堅持使用《孝經》作為學生們的語言啟蒙教材，這樣他的學生能像中國人過去那樣發矇。1936年他出版的新書《中國的誕生》（The Birth of a）第一次向西方讀者全面介紹了位於安陽的商朝文物發掘所得出的結論。
在耶魯大學我們見到了賴德烈（Keh Scott Latourette），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經在雅禮協會（Yale-in-a）任教兩年，並以研究世界範圍內基督教傳教史為其主業。儘管如此，在耶魯大學他是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1848年初版，1883年再版］及其子、中國問題專家衛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的繼承者。賴德烈博士曾深入中國問題研究的真空地帶，以攻讀他的關於美中早期貿易的博士學位，同時於1934年完成並出版了兩卷本著作《中國的歷史與文化》（The 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這套不帶偏見的書是公認的極其優秀的著作，由一位充滿理性、公正並且堅持不懈地探尋事實本質的學者撰寫。賴德烈親切而友善地幫助每一位來尋求幫助的人。他涉獵堆積如山的原始資料，然後寫出手稿，我相信，除了周日外，每天上午他都要投入其中。1948年他曾在美國歷史協會演講，內容是關於基督教對歷史的解釋。
在哥倫比亞大學我們再次見到了畢格（Cyrus Peake）和他資格較老的同事富路德（Carrington Goodrich），在華文學校我向他尋求建議時，富路德曾認真傾聽我的自我敘述。他幼年時期成長於中國北方的傳教士家庭，這種背景最終使其成為一名漢學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博士論文《乾隆年間的文字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 ien-lung，1935年出版）已經使他成為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一顆新星，在接下來的40年間，他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
在哈佛大學我遇到了查爾斯·悉尼·加德納（Charles Sidney Gardener），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學者、研究清朝的專家，他逐條逐目地思考，因此對漢學研究的參考書目很在行。他是一位無私的朋友，知識淵博，熱情洋溢，但是很奇怪，他不善概括或綜合，因此沒有什麼著作。研究生們從他那裡獲益良多，然而本科生卻鮮有收穫。另一個極端相反的人是任職於政治系的布魯斯·霍珀（Bruce Hopper）。他極富人格魅力，我們曾在北京見過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他曾做過飛行員，後來作為芝加哥當代國際事物研究所的早期代表在蘇聯待了3年，這個研究所當年招賢納士，進行當今國外發展趨勢的研究，以此來警示美國的學術精英們。布魯斯曾到過很多地方，而且總是能夠將當地早上的頭條新聞與時代背景結合在一起綜合考量。如果加德納能夠與霍珀綜合一下該多好。
我掌握的1936年在各所大學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人士的清單當然並不全。此外還有賓板橋（We Bingham），從北京返回之後開始到伯克利大學任教。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最初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從事研究，後來去了康奈爾大學。普里查德爵士（Earl Pritchard），我在牛津讀書時他曾去過那裡，現在在華盛頓州的普爾曼（Pullman），最後調到芝加哥。德克·卜德（Derk Bodde）與俄羅斯姑娘嘉利雅（Galia Speshneff）在北京舉行了婚禮，之後到賓夕法尼亞繼續研究中國哲學。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還會有更多人加入這個異彩紛呈的團隊。
但是，總體來說，這是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團隊，包括成熟的、未成熟的以及半成熟的人士，莫蒂默·格雷夫斯和戴維·史蒂文斯都能把他們動員起來，讓更多的美國公眾了解中國。對於一個下一代即將在中國及其附近地區打三場大戰的國家而言，這個團隊的人數並不算多。然而在我們周圍，人們的中文水平參差不齊，甚至有些人完全不懂中文。一般而言，涉及研究中國現代問題的學者，對漢語並不精通，而懂漢語的學者研究的又是一些中國古代方面的內容。除非中國人自己用英語告訴我們，否則我們根本無法了解現代中國人在想什麼。與此同時，我們幾乎不了解社會科學的概念（除非政治學包括在此類別當中）。另一方面，我們只有一些在中國生活的經歷，更準確地講，應該是仍然保持著本國的生活方式，只不過生活地點變成了中國。
當時我們中沒有人是從我們後來建立類似工廠生產線般的學習體系中出來的，即先在美國研究生院學習兩到三年閱讀，然後去當地（當時在台北）學習口語並開始作論文研究，再過兩到三年後返回美國完成論文，之後開始進行教學工作。經過這樣七年培養的人將成為相關領域的專家。但是他們並沒有太多接觸中國人和具體的事物。他們只是成為謹慎的歷史學家，並不能為政府公共政策出謀劃策。
另一方面，在中國的4年時間裡，我和威爾瑪並沒有太多地關注漢學研究，接觸到的更多是當前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危機。於是我一到蘇福爾斯就開始進行演講，首先是在扶輪社，接著去了基瓦尼斯（Kiwanis）俱樂部、基督教青年會以及蘇福爾斯大學。在此期間，我演講的內容涉及包括中國的住宅、僕人和食物等在內的日常瑣事，當然也談到了日本人的威脅。威爾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