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了早期的通商口岸以準備我的牛津大學論文時，我發現了一個與貧瘠北方的平原山川風景截然不同的中國。這裡的人更加瘦小而結實，氣候也更加炎熱且潮濕。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愛國主義的一致性和為旅遊者提供的現代化設施還未在全國範圍內發展均衡。東南沿海的港口位於河流入海口，面向海外的世界。這也是外國侵略的入口和中國外出到東南亞及更遠地方的出發點。簡言之，中國沿海地區與組成了古老的中華帝國的華北平原和寬廣的河流體系的中國內陸地區，形成了對照。
我開始看到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一個長期活躍的因素，這足以將國民黨與共產黨區分開來。蔣介石政府與毛澤東領導的地區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依靠貿易，而後者則依靠土地。在這些由海運貿易而開闢的港口中，英國、法國、美國以及其他海外入侵者看到的中國，與當初從北部和西部陸上侵入的蒙古和滿洲人看到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
我的博士論文資料主要立足於5個最早的通商口岸的英國領事館檔案。這些口岸曾是前線指揮部，與商人和中國官員進行日常聯絡，同時也是帝國主義插進中國的一把利刃。上海口岸的檔案在1870年已經被燒毀，寧波方面的檔案保存在上海。其他幾個口岸的文件大部分保存完整。（現如今它們被保存在倫敦檔案局。）在查爾斯·韋伯斯特的幫助下，英國外交部圖書館館長寫信給北京領事館，北京領事通知口岸領事允許我查閱早前的原始檔案。於是在1934年12月至1935年2月間，為了寫博士論文我們來到了中國南部的沿海地帶。
1934年4月，運氣終於來了，我收到了來自洛克菲勒支持的教育委員會提供給我們的2050美元的撥款外加旅行費用。副會長戴維·斯蒂文斯（David Stevens）寫信給我，認為我正試圖做過多的事情（學習漢語，又準備開始學習日語，旅遊考察，作論文研究），小心「貪多嚼不爛」。我回覆道，我堅持自己的主張，這些都是我必須要做的事情。這筆獎學金意味著當前他對我的未來很看好，儘管認為我太過野心勃勃。
1934年11月我們來到上海，在南京路103號一家巧克力商店附近的樓上租了一套房子。我們住的地方年久失修，商務午餐時人們隨便進出，這讓我們感覺這裡更適合來去匆匆的暫居者，而不太適合我們。當威爾瑪的妹妹瑪利安（Marian）從拉德克里夫過來與我們同住時，她剛從拉德克里夫畢業，不禁對我們所居住的「破敗舊樓的房間」感到驚訝。在史沫特萊看望我們時，瑪利安又被她的「有著陰謀論、妄想症和革命狂熱的傾向」 的氣質完全鎮住了。
白天，英國領事館提供給我一間辦公室，配有一部電話和一個幫忙的小助理，隨叫隨到。我開始查閱寧波口岸的檔案了。威爾瑪和瑪利安用我們帶來的打字機記錄要點。我發現撰寫博士論文的工作很艱難，部分原因在於我的研究涉及的領事館電訊有時候過於冗長乏味。例如，廣州領事花了很長時間對當地肉桂壟斷組織進行鬥爭，肉桂是生產紫色染料的原材料。他試圖削弱這種古老而有組織的官方特許行會，將其納入完全開放的競爭市場，這樣對這種壟斷組織充滿抱怨的英國商人就能有利地參與競爭。顯然一切都是徒勞的，就如同一個世紀後毛澤東試圖徹底消滅逐利動機一樣。領事們如同傳教士一樣，想要在意識領域進行變革，都努力想要使「中國的一切」更接近於我們構想的理想形式。
要從改革家的冗長乏味中解脫出來，75卷記載著1843年至1858年寧波口岸的情況的早期檔案是一個安慰。其中充滿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其中揭露了「貿易勝利」真相的堪稱最偉大的史詩之一。其中充斥著掠奪、勒索、奴役、口頭威脅、壓榨以及為了適應犯罪而修改法律的種種罪惡。在寧波，葡萄牙人被招募來對抗當地的海盜，之後他們控制了口岸，新一輪榨取開始；為了對付葡萄牙人，又招來了廣東的海盜，最終的結局是英國人坐享漁翁之利，得到了沿海貿易。
在早期，寧波有大量的傳教士，但是並不虔誠的英國領事官員比平常更加深入到當地中國居民中去。在寧波至少有三位領事［密妥士（J.A.T.Meadows）、星察理（Sinclair）和赫德（Hart）］似乎與中國女性來往密切。事實上有人推測赫德在中國有較高的地位是由於他早期融入了中國式的家庭制度，當然受益於其領先一步，熟悉愛爾蘭家庭制度。
我下午5點從上海乘船前往寧波，在第二天早晨到達。衛理公會派來的一對傳教士夫婦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威爾瑪和瑪利安乘火車從杭州趕來。）我們看到了記錄在檔案中的一些大人物的墳墓，但是並沒有看到19世紀50年代出沒於此地的阿帕克（Apak）和他的廣州海盜們，相反，我們看到了大約3000名乘船遊覽的中國人，他們有的站著，有的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在吃水線以上的主甲板第一層是中國人乘坐的二等艙，就好比輪船上的火車卧鋪；最頂端的一層，搭乘著包括我們3個人、6名軍官、6名服務員以及浙江聖公會的主教，主教看起來對瑪利安情有獨鍾。我們就像站在螞蟻山上一樣。最上層的甲板周圍有可轉動的長釘棒，這樣可以很好地阻止下方的海盜接近……鐵絲欄架和隔欄……當然也是一支小護衛隊。
返回上海時，輪船沿著甬江行駛了12英里，越過了古老的要塞鎮海。與廣州、福州、上海、天津以及其他老港口一樣，寧波作為商業貿易的中心，是在海上航線的盡頭，運送貨物的船隻往來方便，但是外洋艦隊很難進入。
我們發現福州和寧波情況類似（除了一次不幸的意外）。我們在萊茵河似的閩江上航行了24英里之後，停泊在了羅星港。在這裡，1884年8月23日下午，法國最後通牒期限已到，在那裡一隻較大的（自不用說）艦隊，幾分鐘內將附近中國艦隊的9艘艦船擊垮。他們還毀掉了法國工程師為中國修建的馬尾造船廠。我們繼續前進，來到了福州，進入了這一古老的通商口岸的氣氛之中。這裡的情形比我在中國北方見過的還要嚴苛。
在城牆圍繞的城市和河流的南面小島上的外國租界，我們首先找到了完全類似毛姆劇中的場景：
一座不可思議的房子，巨大而且縱橫交錯，房子里主要裝滿了瓷器、花瓶、古董雕像、華而不實的小擺件、珍貴文物，還有一些廢舊物品。房子的主人是現年72歲的謝利·布蘭德（H.shelley Brand），這所房子就是他的象徵，他是路透社、6家茶葉公司、教堂司事、喪葬承辦的代理人，大致上也是一位吹牛大王。他是一個身材魁梧、思想卻如同他的房間一樣雜亂無章的人。他熱愛福州，花白的長鬈髮表明他是最老居民，然而他對中國和中國人充滿了敵意。
正如他向我們表明的一樣，布蘭德先生的職業是一位品茶專家。當茶葉從內地武夷山沿閩江運到這裡，是否進行大量投資，就靠這位專業「品茶師」的品鑒。他通過啜飲和品嘗對不同樣品進行等級分類。除此之外他還有表演誇張的演員那樣的朗誦技能。他給瑪利安留下的印象就像薩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一樣。
作為閩浙兩個省份自古以來的省會城市，福州早已是排外主義的溫床。遵守儒家思想的士大夫曾進行長期鬥爭，竭盡全力阻止傳教士來到福州。然而1847年，第一個傳教士因沒有得到領事邀請私自而來，不得不住在一個運送鴉片的英國船長的家裡，直到那時為止，這位英國船長是唯一可以出售任何東西的英國人。 隨著中外雙方越來越明確地意識到他們彼此厭惡對方，敵對關係也越來越根深蒂固。我發現即使到了1934年，英國和美國領事館依然是中國友好的敵人，而貿易和傳教也依然是佔有優勢地位的外國人所從事的活動。「如從前一樣，現在的外國人還是輕視且不信任中國人，」我記錄道，「但是採用較溫和的方式。」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熟悉兩種類型的中國人：
在內地旅行時，我們看到農民或鄉民，他們不懂世故，只知道如何與土地打交道，群體很大……總體上，他們努力工作，單純、友善。在北京我們遇到西化的歸國留學生，大部分作為個體都很有魅力，但是由於環境所迫而不得不在兩種文化中保持他們自己的那一種。如今我們處在第三種類型中……買辦類型，這類人從外貿當中追逐錢財……我和扶輪社成員一起吃午餐，這裡的扶輪社由美國領事戈登·伯克（Gordon Burke）創辦……這場變革能否勝利尚未確定。
3個日本人、6個西方人以及24個中國人，每個人都坐在他們自己的圈子中。他們只有處理公事時才會碰面，彼此間不會有友誼和尊重。我感到，
在通商口岸的氣氛中，有一種很明顯的厭惡中國人的傾向……有一件事情，在這裡不能對僕人像人與人之間那樣對話，你也不懂他們的方言，所以你必須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