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我們最好的朋友是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他們能夠將中國與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客觀地描述很親密的朋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我們的中國之行中，梁思成夫婦帶給我們很大影響。如果把我和威爾瑪作為文化溝通的中介的身份加以報道，那麼報道內容中不可避免地會提及他們以及他們的好友和鄰居金岳霖教授。
用幾件事情可以展現他們的生活，同時也可見證我們的友誼是如何形成的。首先，他們在北京的住所位於北總布衚衕，這條衚衕靠近東城牆，我們所在街道的盡頭，所以我們算是鄰居。他們的家庭成員包括梁夫人的母親，一個名為「寶寶」的小女兒和一個小男孩。而且梁思成的房子穿過花園可以直通到金教授家，他們就像居住在同一個宅院。
對於梁思成夫婦來說，他們的家庭對其有著深遠的影響。梁思成是家中的長子，他的父親是著名的作家、改革家、學者以及政治領袖梁啟超。20世紀初，梁啟超在中國的地位與當時美國的伊萊修·魯特（Elihu Root）、海明威（Hemingway）、約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加在一起的作用相當。來自廣東的他，少年得志，師從康有為，師生二人密切合作，鼓動年輕的皇帝於1898年發動了戊戌變法。當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逃到了日本。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他用其妙筆生花的文字撰寫了很多有關西方思想的著作，給年輕一代帶來了啟示，這隻有博學的中國古典學者才能做得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梁啟超成立了進步黨並服務於北京不同時期的多個政府。作為他的兒子就像是成為小羅斯福或是小肯尼迪一樣，區別在於，在中國子女會更加孝順。
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來自福建，是梁啟超一位親密的政治夥伴，二人同在北京政府共事，同時是1919年巴黎和會的觀察員。作為兩位受人尊敬的社會名流的子女，梁思成與林徽因之間的婚姻部分原因是為了取悅他們的父輩，他們都身材瘦小，像南方人，也稱得上是青梅竹馬。他們同時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學，擔負起通過現代科學的實地考察方法重新煥發中國歷史建築的風采的艱巨的愛國任務。
有著中英兩種文化教育背景的林徽因還有一個教名：菲利斯，但是她覺得基督教除了難看的十字架和普世的道義之外，並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她還是一位極富創造性的作家、詩人，有著很強的審美能力和廣泛的興趣愛好。她擅長交際，而且極富魅力，無論在家還是在其他任何社交場合，她永遠都是目光的焦點。
金岳霖是一位哲學家，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倫敦大學以及其他地方求學，也是中國主要的邏輯學家。12年的國外生活讓他的英語水平爐火純青，他的得意弟子王浩，專攻符號邏輯，如今在美國獲得了輝煌的成就。此外，大家還喜歡親切地稱其為「老金」，這是一種隨意的、非正式的昵稱。有一次我從上海寫信給他，提到了獲得中國女子網球冠軍的王家姐妹，他回覆說「each was more beautiful thaher」（她們中每一個都要比另一個漂亮），他很喜歡這句看似合乎邏輯卻並不符合邏輯的話。
結交這樣的朋友本身就是一種樂趣，而且，我們可以互相為對方打開眼界。我們喜歡吃他們的「便飯」，我們也會閑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裡熟人的性格等。如此集中地接觸中國社會的各種信息，他們當然知道每一個人的底細。他們會以規定的方式背誦中國詩歌，並將其與濟慈（Keats）、丁尼生（Tennyson）或是林賽（Vachel Lindsay）的詩歌作比較。他們了解宋朝的畫家、書法家，當然也通曉北京當地的典故。
通過他們的視角，我們開始看到中國文化整合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知道哪些應該保留下來，哪些應該借鑒國外。然而，兩種文化的融合問題從未有人深入地理解與展開過。這是一種尚未開闢的雙重文化領域，沒有多少人曾如此深入、自發地去鑽研，需要智慧、毅力和勇氣。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經過證實，這種融合的難度對於上了年紀的毛澤東及他周圍的那些新的當權者來說變得更大。20世紀60年代，極具諷刺意味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那些純粹的仇外者破壞了梁思成這代人逐漸取得的大量的成就。破壞比建設要容易得多，而這一切僅僅是為了滿足武鬥與造反的需要。
和梁思成夫婦在一起時，我們當然向他們提出恢複與西方的接觸，會隨意地談論哈佛廣場、紐約的藝術家和展覽、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劍橋大學的巴格斯園、柏拉圖和托馬斯·阿奎那、新體詩等。此外，威爾瑪由於她那富有創造性的漫不經心，竟然轉向了梁思成的研究領域。事情發生得如此自然，其中還有一段令人興奮的插曲。
當時威爾瑪的業餘愛好就是修復拓片，她在原來碑石被損壞的地方，用墨水修補，為其恢複原貌。她尤其被石刻上所描畫的健碩的漢馬、帶頂的戰車、戰爭和宴會的場面所深深吸引。這些石刻或畫像磚的年代為公元2世紀早期，來自山東一個偏遠的地方武梁祠。於是在1934年4月到5月期間，威爾瑪和她的朋友瑪麗·皮克（Marie Peake）從天津乘火車坐三等車廂沿津浦線前往山東考察。［塞瑞斯·皮克（Cyrus Peake）來自北達科他州的法戈，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當時在北京學習中國法律，為期一年。］
在濟南，她們見到了明義士博士，他是加拿大傳教士，也是考古學先驅。他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殷墟甲骨》（Orade Bones from the Waste of Yin）提醒那些西方學者關注商代遺迹。在福開森博士的介紹下，兩位女考古學家看到了其在濟南的收藏品。她們甚至坐著上山的滑竿去探尋隋朝的洞穴遺迹。後來南行去了濟寧，她們找到了令人尊敬的傳教士埃姆斯先生（Mr Eames）。他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傑克遜維爾，在大學時就認識亞瑟·費爾班克。
隨後她們乘車到了嘉祥縣，並找到了這些著名的石刻。她們發現牆上的石刻被水泥塗上了，成為一間頻繁使用的教室的牆壁，沒有受到任何保護，然而印有石刻的拓片已經流傳了近百年。這些拓片也是三角形的，與石刻形狀相符。威爾瑪冒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想法，她想要修復這座祠堂建築。
兩年之後回到哈佛，她開始重新整理拍攝的一組武梁祠拓片的照片，並按照它們最初在祠堂內牆上的順序重新排列。人物圖像很有幫助，按照圖片指引，她認為西王母石刻所在牆面可能位於西邊。她還認為祠堂的北牆應該有一個壁龕，後來在新近發掘的遺址中證實了她的推斷。
1938年威爾瑪有關武梁祠石刻的文章發表在《哈佛亞洲研究學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上。它表明，在傳統上著名的手工製品中一個新的問題被提出，會引起多大反響。之後，威爾瑪很快成為梁思成中國建築研究協會的外籍榮譽會員，並繼續以其他的方式進行著考古學方面的修復工作。後來哈佛燕京學社的副主任格倫·巴克斯特（Glen Baxter）於1972年收集並出版了《文物修復歷險記》（Adventures irieval）一書。
還有更多的事發生在1934年的夏天，梁思成夫婦同我們一起來到山西的滹沱河，再一次住進了小峽谷中恆慕義博士的磨坊。我們住的房屋寬敞而涼爽，位於溪流的上游。這是一個由十幾戶傳教士家庭組成的小社區，他們居住在這個山谷的其他磨坊。我們曾帶著郭先生來過這裡，從省會城市太原沿窄軌鐵路在終點站下火車，乘坐公共汽車穿過炎熱的平原到達汾河，然後步行進山。但是我們沒有帶廚師和生活用品。隨後我們從鄰居雷諾茲（Reynolds）家借了一套生活用品。他們是來自肯塔基州伯利亞（Berea）的非常友善的傳教士。
在這裡，找廚師非常困難。我們第一次試用的廚師不僅不會做飯，而且還有令人作嘔的疾病。他拿著我們的錢去看病，把錢花到了其他地方，卻回過頭來繼續吵鬧著向我們要更多的錢，賴在我們這裡不走，最終有著極強道德感的我不得不使用暴力。我把他從床上拖下來，拽著他的一條腿，把他拖到院子里，然後將他和他的行李都扔到了門外。由於在這起事件中我占著理，所以這個方法奏效了。他灰溜溜地離開了。社區的人都拍手叫好。
之後我們找到另一位學習能力很強的替代人選，名叫廷芳，他的名字和受人尊敬的外交家伍廷芳一樣，按照當地的口音變成了「剃髮」。他很機靈，相比這些，他的奉獻精神更為難得，他天生樂觀而又很可靠，例如，即使我們都外出，沒有向負責日常採購的夥計訂貨，他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