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個尚不存在的領域開始工作？當然，答案可以是這樣，那就是這個領域一直存在，你只需要去認識這一領域並宣稱它的存在就可以了。正如我們在新罕布希爾州的鄰居所言：「山間總是有泉水的，你只要用心就會找到。」而我的部分工作就是挖掘中國的更多史料檔案來創建一個更加全面的中國現代史觀。
然而我並沒有這方面的老師。儘管我與蔣廷黻私交甚好，但是我從來不是他正式的學生，沒有聽過他講授課程，也沒有接受過他學術上的指導。當時我的中文還不是很好，所以很難聽懂他的湖南口音。我只是偶爾去拜訪他一下，在他家吃飯，同時也得到他很多方面的幫助，但都與學術無關，只是日常性質的拜訪。這些是較大的學習方式中的一部分。
如果之前我受過適當的培訓，那麼我決不會採用目前所採用的多條主線組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了。語言培訓佔用了我全部的時間。準備好的論文研究也會花費我全部的精力。因此我沒有時間通過隨意的旅行來獲得第一手的「領域」經驗。可能也僅僅是因為我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摸索，而沒有沿著其他人的研究方向，才會有我目前採用的綜合方法。
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對語言沒有要求，因為任何年輕人都會自己掌握他所需要的語言。華文學校兩年的課程主要是口語，而不是語言研究，因此科特尼·揚和我提前大約一年時間就完成了課程。之後我們通過公使館的朋友介紹尋找到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在家裡授課。授課時間為早上兩位老師每人一小時，下午則由另一位老師授課。我們沒有浪費任何時間，並且還使用字典。
1931年，中國內地會（a Inland Mission）出版了馬守貞的《華英字典》（ese-English Diary），這本字典目前仍然被廣泛使用，它修正了其他同名詞典的內容，甚至囊括了翟理思1912年第二版的《漢英字典》。我發現翟理思的字典對於查閱19世紀清代文獻更為有用，因為作為領事官員的他在其字典中收錄了很多清代文獻的專業術語。因此我在有多年交情的一位公使館朋友海頓·柏德諾（Haydon Boatner，後來成為少將，在緬甸和韓國家喻戶曉）那裡買了一本。翟理思的字典大小和家用《聖經》差不多，自此，它像一本《聖經》一樣為我服務。
清政府官員所據以處理公務的奏摺和公文要遠遠比西方外交文件更有效率。我們西方人編的電話簿和圖書文獻目錄，通常以姓名為序，姓名順序確實重要。標準的中國姓名順序正是姓氏在先，名字在後。不需要把「約瑟夫·E.辛普頓」改為「辛普頓，約瑟夫·E.」。一份歷史文獻開頭便是記錄者的名字，不需要翻到末頁去看誰是「你順從的僕人」。而他順從的程度通過名字後面的身份可以得知，通過這些細枝末節你可以了解到這些文檔的類型，是來自下級、平級還是上級。中國的文獻都是官方性質的，即使它有時並沒有實際用處。每個漢字都很重要。因此，日期、引證以及遞交方式都有著明確細緻的規定，如果有人想含糊其辭，完全可以做到。
我摸到了新的歷史研究領域的門檻，然而那時我幾乎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後來，我為我的學生列出了已出版的43部清代文獻目錄［《清季史料入門》（g Do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第三版，1970年出版］，其中39部在1930年或晚些時候出版的。影印使得摹本複製成為可能，而我恰好趕上了這個大量文獻資料印刷品出現的時代。如今摹本複製仍在台北、北京急速發展。
沒有老師的另一個含義就是我永遠不會真正畢業。大量文獻的出版導致值得關注的課題在持續不斷地增多。這是一個層出不窮的新世界。
在北京的第三年，我聘請郭毓秀先生做我的老師。他是一位瘦弱的、文質彬彬的傳統老派學者，曾在北京政府的很多機構工作過。而如今在生活艱難的時候，為了取得一定報酬，願意教授一位外國學生。於是1934年的夏天，我們帶著郭先生一起來到傳教士常去的滹沱河，並住進河谷里使水車輪子轉動的河流附近的一個磨坊里。這條河挨著位於北部平原的山西太原的汾河。磨坊的主人恆慕義（A.W.Hummel）博士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文物部的主任，他很樂意將磨坊借給我們。每天天一亮，郭先生就會起床和我一起閱讀文獻，並且為了讓我牢記翟理思所輯錄的維多利亞時期的措辭還專門製作了辭彙卡。他發現山西當地農民的方言讓人很難聽懂。每次他重複他所聽到的話時，眼鏡後面的眼睛會睜得很大，並像小鳥一樣嘰喳嘟囔個不停。實際上，他還是極會講故事的。晚飯喝過酒後，他就會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慈禧太后，講她的奢侈和惡毒的行為。但是講到埃德蒙·巴恪思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預言的末世論之時，他會有短暫的停頓。末世論是由傳奇的隱居於西城的才華橫溢的騙子埃德蒙·巴恪思爵士在其所著《太后和我》中提到的具體情節［休·特雷弗-羅伯（Hugh Trevor-Roper）在其所著《北京隱士》（Hermit of Peking）中對巴恪思的欺世盜名行為進行揭露］。除去來自埃德蒙的宮廷傳言，郭先生給我們講了很多故事。以後他若講到關於我們的故事肯定也會很精彩。
這些文獻是研究中國近代史最基本的素材，很容易閱讀，因為它的記載都是程序化的模式，通常與一些事件和行動有關。這些19世紀中期的記載也描述了中國人眼中的英國侵略者，他們的紅頭髮，藍眼睛，鷹鉤鼻，行事野蠻。然而，如果我之前就經歷過傳統的教育，恐怕我還要花費數年才能來到這塊富饒之地。
1932年，羅德獎學金對我的資助即將結束，我開始對美國學術界有關中國的研究進行區別比較。我發現哈佛大學和其他的美國大學有明顯分歧，這既是力量之源，也是產生問題的根本所在。1928年哈佛燕京學社由兩位偉大的學術研究事業家按照協商的意向在坎布里奇成立。其中一位是北京燕京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另一位則是哈佛商業管理學院的院長華萊士·唐漢姆（Wallace B.Donham）。事實上，廉價制鋁法的發明者，也就是美國鋁業公司創始人查爾斯·霍爾（Charles Hall）留下了一筆800萬美元的基金（這在20世紀20年代是一筆巨款），用以發展促進「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於是天才的唐漢姆和司徒雷登萌生了一個具體的想法，即哈佛大學（即使是不信神的）在中國問題研究上提供學術指導，實際上是在漢學研究的現代發展上幫助燕京大學。毋庸置疑，哈佛在亞洲始終起著作用。哈佛燕京學社代表的是三方的利益：基督教各差會理事會、哈佛大學以及一般公眾。這是一種極具政治色彩的理念，只需要哈佛大學的一個系外加一個圖書館就能不斷提升燕京大學以及其他中國的教會大學的漢學研究水平。
成功的關鍵在於建立哈佛大學最高質量的學術水平。因此哈佛燕京學社希望由法蘭西學院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來擔任社長。他是歐洲公認的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領袖人物，對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起源與事實有著多方面的深刻理解。這麼做的目的在於復興中國文明，如同19世紀歐洲學者為了希臘和羅馬文明所做的一切。與此同時，大家認識到借鑒日本對中國的研究也將是一個必要的方法。
伯希和沒有接受哈佛的邀請，但是他推薦了一位年輕的同事葉理綏（Serge Elisseeff）。葉理綏出身於莫斯科的食品批發商世家，早先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習，並十分精通日語和其他語言，十月革命後加入了法國國籍。他主要的工作在於日本文獻方面的研究。事實上，伯希和認為沒有法國人會捨得巴黎的誘惑而去如同鄉下一般的哈佛，而來自俄羅斯的葉理綏也許是合適的人選。事實也正是如此，葉理綏接受了邀請。不過在哈佛的30年里，他依然保持著他的法國國籍和學術地位。他退休後又回到了巴黎。他的博學、對語言的精通以及批判性的學術標準都表明他能夠帶領哈佛在學術上走向成功，而且他也確實做到了。他不僅是一位充滿活力的教師，也是一位逐漸學習如何與中國人和美國人打交道的管理者，並取得了成功，雖然他可能與日本人和法國人相處更加融洽。
哈佛燕京學社的部分成功離不開洪業（洪煨蓮，William Hung）教授以及其他教授的工作，例如，他們成立了編撰處，為大量中國古代經典和人物傳記提供原文重要詞語的索引（引得）。除此之外，哈佛大學圖書館館員裘開明通過長時間的努力，取得了另一個成功：由於哈佛大學是美國第一所擁有足夠資金的大學，他於1928年就開始收集大量豐富的研究文獻。
1932年，當我那抱負不凡的學術研究開始進行時，我向哈佛燕京學社遞交了請求資助的申請。我的申請中並沒有信誓旦旦地保證我會成為一名漢學家。而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