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爾斯·韋伯斯特的介紹下我見到了蔣廷黻，但是我對於他當時的事業以及他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倡導者地位並不了解。我一直在專心閱讀的中國外交文獻都是由他主持出版的。由於他的影響，我才知道自己以前過於自我專註，開拓性也極其有限，這些研究如何才能融入他的更加寬廣的局面里。
我在哈德門街上的基督教青年會乘公交車準備去拜訪蔣廷黻。穿過西單牌樓和西四牌樓到達西直門，從那裡出發，經過大概5英里的平坦的路程到頤和園。我們先路過燕京大學，再往東1英里處就是清華大學，遠處是依稀可見的西山。我們還路過了圓明園的遺址，這裡原是夏宮，1860年英法侵略中被毀掉。
清華建於1908年以後，比燕京大學要早大概15年，校址所在地曾經是皇家園林。它的建築是中西合璧的產物，但仍然不能與燕京大學相提並論。燕京大學的現代混凝土和傳統琉璃瓦屋頂結合的設計來自耶魯的設計師亨利·齊拉姆·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有著極強的新式對稱型宮殿風格。他甚至將燕京大學的自來水塔也修建在鋼筋水泥的寶塔裡面！（舊燕京大學校園規模大概是今日著名的北京大學的四分之一。）
燕京大學在校長司徒雷登的帶領下成為其他12所基督教大學的排頭兵。而清華大學則是一所國立大學。在北京這座城市裡堪與北大匹敵。在1908年美國退還回來一部分「庚子賠款」後，1909年清華開始派遣學生前往美國留學。大概1000名留學歸來的學生分散到中華民國的大學和政府機構中任職。但是幾乎沒有美國學生被反方向派到中國留學。
當查爾斯·韋伯斯特引薦我認識蔣廷黻（1895—1965）時，他顯然非常高興。但是對我來說出現了一個問題，因為我雖然是一個成年留學生，但是我的中文只能達到中國小孩子的水平。就像一條已經成年但未被馴服的聖伯納犬一樣，本來應該會充滿樂趣，但無法與人溝通。你該怎麼辦呢？我能做的就是不停地點頭稱是，我準備買一套故宮博物館的影印文獻資料《籌辦夷務始末》。20年後，當我指導研究生的時候，我仍在研究這些東西，並指導研究生如何使用。
我見到蔣廷黻的時候，他只有36歲，但已經是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的領軍人物了。他中等身材，有著中國人典型的圓臉，由於反應非常敏捷而顯得很瀟洒。他的妻子曾在瓦薩（Vassar）學院和布林莫爾（Bryn Mawr）學院學習。他告訴我他求學始於當初在湖南的一位美國長老會的女老師，因為這位老師在1906年至1911年幫助十幾歲的他學習英語，使他最終得以去美國接受高等教育。他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項目（bia Oral History Project）中留下過回憶錄，所以我現在要比1932年時更能夠理解蔣廷黻。
作為一個從小就表現得很有天分的孩子，理所當然在成長的過程中他會承受著巨大的家庭壓力，家裡希望他成為一名學者，出人頭地。他盡職地試著這樣做，但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化了。他的老師［珍·林格爾女士（Jean Lingle）］幾乎像他的養母一樣，在她的影響下，他也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強烈嚮往西方。17歲的時候，他獨自一人來到舊金山，在林格爾女士的安排下進入了密蘇里州帕克威爾（Parkville）的一所小型自費學校——派克學院（Park College）。在那裡，他不僅完成了大學預科的課程，還要像美國學生一樣在農場割草、洗衣之類的勤工儉學，支付學費。之後他在1914年到1918年進入奧柏林（Oberlin）學院繼續學習。1919年他作為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隨中國勞工隊前往法國，為期一年。
回到美國之後，他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成為一名活躍的學生領袖。他編輯《中國基督教》（Christian a），撰寫社評，並研究如何將整個「社會基督教」「中國化」以符合自己國家的需求。這裡是兩種不同方式的重疊——既代表了中國學者的大聲疾呼，又代表了美國自由主義者的大聲疾呼。當凡爾賽和約簽訂者默認日本佔領山東省時，蔣廷黻的巡迴演講也在美國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等同於北京的五四運動。他也投入民族主義的浪潮中了。
1922年4月，面對反帝國主義運動，在華新教傳教團出版了一本無比愚蠢的書，書名不是《基督護佑中國》（Christiao a），而是《中華歸主》（Christian Occupation of a）。書里附有大量的挑釁性插圖和統計資料，完全表明了西方對中國的真實態度。這讓許多中國基督教徒感到他們早有預謀。自此，蔣廷黻像其他人一樣，不再關注中國的基督教，而是更多地關注國家主權。
他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但是政治學理論的抽象性使得他最終改變了研究方向。他轉投卡爾頓·J.H.海耶斯（Carlton J.H.Hayes）教授，跟隨他研究現代歐洲歷史。他渴望一種「實際參與的政治學知識」 。
經歷了在國外11年的成長過程後，蔣廷黻於1923年回國，在南開大學任教。這所著名的學府最初由張伯苓在天津創辦。新近有信息顯示，他受聘南開大學是受到了成志會（g-chih hui，一個實現個人抱負的組織）的支持。這是中國學生在外國組織建立的最有效的秘密兄弟會，其中包括張伯苓和其他幾個南開教授。在國外求學期間，每到暑假大家就會聚集起來給予彼此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在這方面，很值得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向其學習：20世紀20年代，海外歸來的年輕人回到中國，想要重建這個被軍閥割據的國家是需要相互幫助的。一旦付諸實施，他們就發現，教授自己在西方學到的東西沒有問題，但是對於中國的情況了解太少，沒有任何可利用的資源，也沒有中文參考資料，更沒有太多機會進行研究。
懷揣著他往常現實主義的態度，蔣廷黻很快就發現了美國教育與中國問題之間的巨大隔閡。歸國的學生接受美國的教育，不僅思想上成為有著進步思想的美國式的改革者，同時也是杜威實用主義信徒。但是，蔣廷黻認為，「我們並不了解那些每天影響著我們日常生活的事情，我們也不知道這些事情產生的原因和當時的實際情況」。當地政府里的中國學者「了解紐約和巴黎的政府，但是他們對於北京、漢口以及成都的政府幾乎是一無所知」。
1929年，蔣廷黻來到清華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對清華大學進行了改組和擴建。其中一個巨大的優勢是可以確保每年有來自庚子賠款退款中的40萬美元的收入。蔣廷黻開設了研究亞洲主要地區的課程，包括舉辦研討會培訓班。像查爾斯·韋伯斯特一樣，他認為歷史研究有助於國家之間的外交與和平。因此他渴望建立中國在這方面的記錄體系，以此超越僅僅以英國歷史資料為依據的馬士博士的「歷史藍皮書」。同時蔣廷黻驚訝地發現，清王朝在1842年根本不知道英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也不知道英國想要幹什麼。清政府幾乎不知道他們自己應該怎麼做。之後蔣廷黻對幾個年輕人進行了培訓，並將其安排去研究中國不同時期的外交關係。他給英國和美國的學術期刊投稿，以此證明如今的中國文獻能夠提供什麼素材。
由於1931年9月日本侵佔滿洲，像那個年代許多取得進步的領域一樣，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迅速發展也遭到威脅。從此以後，問題不再是如何取得進步，而是如何生存下去。1931年，研究英國中世紀的史學家R.H.托尼［R.H.Tawney，著有《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來中國訪問，寫下他的經典巨著《中國的土地與勞工》時，他提倡用一種現代化的規劃來促使中國成為一個政權穩固並有自我保護能力的國家。托尼比約翰·杜威晚10年來到中國，他給予像蔣廷黻這樣從美國返回的學者許多支持，這些海外歸來的人信奉穩步的改革而不是激烈的革命。托尼提議從長江下游的中心地區開始逐步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這意味著以國民黨的南京政府為中心，因為國民黨始於廣東地區而在華北一帶並沒有多少勢力，南京——上海地區起到的作用就像普魯士對於德國、皮埃蒙特（Piedmont）對於義大利的作用一樣，這也暗示了以蔣介石作為國家的領導核心。托尼還是作為國際聯盟的教育顧問來到中國，他的報告指出了中國一系列的不足並提出了補救措施。在他的兩篇關於經濟和教育的文章中，他提出了從當前準備開始的現代化的全部事項。而托尼1931年的「處方」和50年後中國提出的「四個現代化」非常接近。
受到這些鼓舞，蔣廷黻提出的方案是從真正的土地改革開始做起，並最終改造國人的國民意識。對他來說，問題不在於做什麼，而是如何才能做到。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