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時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閱讀1850年至1854年的《北華捷報》（North a Herald），但是我的論文對中國人的生活的理解還是流於表面。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環衛車每天早上會從街道上撿走女嬰的屍體，對於許多窮人來說，殺死女嬰似乎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城市他們只能依靠工部局的收殮服務了。與此同時，人力車夫吸著汽車排出的尾氣奔波勞碌，經營著沒有保障的生意。在中國，人民的貧窮是最大的現實，儘管那時的人數還不到現在的一半。這些問題讓人覺得麻木而絕望——除非有人組織大家團結起來。這就是我們首次從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那裡獲得的有關共產主義的信息。
史沫特萊在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Daughter of Earth）中提到了一個叫「萊昂先生」（Mr.Lion）的人。這個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紐約將其從湯姆斯（Tombs）監獄中營救出來，當時她被指控幫助印度叛亂分子對抗英國而入獄。事實上萊昂先生就是我的叔叔吉爾伯特·羅伊，她給他取了個好聽的名字。當我的嬸嬸寫信給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告訴她我要來中國時，她的回覆大概意思是：一位從哈佛、牛津來的有錢人應是上海最不需要的一類人。但是如果有時間，她會與我見面。之後在上海《大美晚報》（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編輯蘭德爾·古爾德（Randall Gould）的幫助下我見到了她。為了試探我，她在談話中夾雜一些罵人的髒話（針對最近發生的一起事件）。但是事實證明我確實是一個稚嫩的自由主義者——好心但對革命一無所知。不過我們很欣賞彼此的幽默感。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偉大的為社會正義而戰的美國勇士之一。她身材矮胖，有著方正的下巴，1932年的時候看起來要比她生病患胃潰瘍的時候強壯很多。她在科羅拉多礦區小鎮的社會底層長大，那裡是美國人的夢想變成噩夢的地方。她的父親因酗酒而死，母親因工作過勞而死，而她的嬸嬸則成了一名妓女。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靠著自己的智慧和個性而生存下來，她終身未婚，沒有子女。她努力學習，終於成為一名記者。印度爭取自由獨立和她的印度情人教會了她許多東西。在德國她曾一度精神崩潰，並撰寫自傳（現在成為經典）。最終她以享有盛譽的《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的通訊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
她到中國時是1927年之後，當時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勉強倖存下來，並轉移到毛澤東領導的江西根據地，這裡被看成共產黨最後的希望。她對共產黨的報道使得她自己進入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在上海經常有人跟蹤想要逮捕她。我們對艾格尼絲最主要的第一印象就是她胸懷寬廣溫和，有著天生的幽默感，敢於公然反抗政治暴行，她的生活也總是處於危險而充滿陰謀的世界中。
當然，她的治外法權是不可侵犯的，這對於當時的政治鬥爭中處於劣勢的中國共產黨是有用的，像我們一樣的外國朋友同樣對她是有用。外國人經常會捲入中國的政治活動中，尤其是當蒙古可汗背後有著游牧部落支持時。然而，現在貼在西方人身上的治外法權標籤就像是他們的膚色一樣，始終存在於身，使得他們在中國國內鬥爭中成為潛在的保護傘。例如，由於她不會被捕與被搜查，艾格尼絲是中國共產黨一位理想的秘密聯絡員。
麥克阿瑟的副官維羅比將軍（General Willoughby）在他關於蘇聯間諜網佐爾格（Se）的《上海的陰謀》（Shanghai spiracy）一書中提到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佐爾格在上海的聯絡人。當我們1932年末見到她時，她不停地說著魯迅。如今魯迅已經是受人尊崇的最偉大的革命作家。但是魯迅只是傾向於左派，並沒有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艾格尼絲鄙視美國的共產黨，而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了熱情。至於說她是一位共產國際在編間諜或共產黨地下黨之類的別的角色，我始終有些懷疑。關於她，最主要的事實就是，她做事主動，專註於中國各個方面看得見的不公正行為，自願準備好幫助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並且毫無疑問願意不加批判地接受指導。
她的談話內容總是離不開當時中國國內的鬥爭以及恐怖氣氛。例如，國民黨在1931年曾逮捕了5名青年作家並將其活埋於龍華塔（這是事實），而且國民黨在這方面也詭計多端，他們將煤油和糞便的混合物灌進人的鼻子里。雖然你不會因窒息而死，但是在被迫吞食很多這樣的混合物之後，你的身體很長時間內都會伴有臭味。在被邀請去人民廣場觀看賽馬的時候，我們觀看了剛擴建的新上海，對上海的印象才有所提升。邀請人是美國總領事坎寧安（ingham）先生，記得當時坎寧安太太穿著紫色裘皮大衣。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我想我們和艾格尼絲之間的友誼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局限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團結一致、共同前進的策略。當我們11月初返回北京的住所6個星期後，我們收到來自艾格尼絲的緊急信件，問是否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於是我們將其安置在前院的客房，科特尼房間的對面。威爾瑪在12月30日寫道：
如今艾格尼絲住在這裡，她隱姓埋名從上海逃到這裡，要住幾個星期。我們在飯桌的談話都是關於共產主義的。她對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及反革命的一切報以輕蔑和嘲笑，而此時我們用科特尼的以「這不是完美的方式」的態度表示不贊同。
威爾瑪在1月6日記錄道：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家裡最激進的一位。我們之間長時間的對話和爭論都是有關共產主義和傳教活動（她對於傳教活動並不看好，認為其缺乏社會綱領，只是花費大量的金錢和精力來保持人們心中的美好願望以及其他一些抽象的道德準則，並不能解決當前中國人民面臨的困境），還有在德國的狀況、美國的罷工事件、蘇聯，以及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如今我們通過共產主義支持者的視角了解了很多東西。為此我們同樣開始同情共產黨員、社會主義者、公使館中的頑固派、傳教士以及每一個人。約翰（指費正清）對這樣的談話感到滿意，他認為這是真正的歷史學家在以一個寬廣而公正的視角研究目前的中國。但我的看法不一樣，任何時候都會容易突然冒出激烈的黨派偏見。
艾格尼絲和科特尼相處得很好，她還稱其為「貴族的兒子」。1月13日，我們四人來到前門準備吃一頓中國大餐。那時候氣溫已經降到了零下，夜空中高掛著一輪滿月。
伴著皎潔的月光，我們從哈德門沿著離家最近的東城牆返回……因為我們都喝了酒，回到家艾格尼絲就打開了留聲機並將僕人鎖在門外，我們非常狂野而又肆無忌憚地跳起了舞。之後大家都累了，到午夜12點都去休息了。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北京的工作就是把人們都號召起來，建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北京分部。她讓胡適和曾在哈佛讀書的人類學家李濟來領導分會，之後我們以及很多中國的學界朋友都加入其中。
當她回到上海之後，我們還能接連收到民權保障同盟密謀活動的消息。她在離別信中要求我們保留一位拜訪過她的中國朋友的任何東西。
「我想知道你是怎麼看待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如果你願意為之效力，請遞交申請書給胡適博士或是李濟博士。如果你加入，我希望你同時可以通過我的朝鮮朋友與我在學界的朋友們取得聯繫，並與其在同盟開展共同的活動。如果不開展這些活動，同盟也就毫無用處了。我希望你能夠加入，但是我不知道你對此到底有何看法。」
2月1日，她給我寄來一封信，要我轉交給她的朋友金（Kim）先生。（「請給我回信，表明你對我們同盟的態度。如果你不願意牽扯進來，我就會停止這樣做。」）「他們中只能有一個人單獨擁有我給你的這個秘密地址……把信給金先生，告訴他這封信只有他們都到達那裡，並且決定好誰與我聯繫之後再打開……只能有唯一一人擁有它，以免被泄露……金先生保管這封信並和他的朋友進行內部討論，來決定誰是這個人選。」
她一直希望我參與這個秘密組織的工作，之後這個期望被表達得更加明確：「我看到報紙報道4個美國人已經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我……還猜測，如果其中的兩個是你們夫妻倆，我會很高興。對於我上次在信中提到的你與他們開展共同活動的問題，你們可以保持以小組會議的方式來決定行動的路線，在全體大會通過後謹慎地執行，並且對外一定不能暴露你們已經作出統一的決定。我們也是採用這樣的方式來工作的。」
之後收到2月1日的來信：「親愛的約翰，今天我給你寫了一封長信，隨信附有交給一位朋友的一些東西。我之前讓你將我的地址告訴別人，但是現在你不能再這麼做了。通知他們最好也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