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提到過我的四段不同的學習經歷，包括在艾克塞特、威斯康星、哈佛以及牛津的各兩年期限。這樣的經歷使我即使身處異國他鄉的北京，也能夠保持自己對學術方向的判斷力。專業化使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持自己的身份。我堅定於既定的目標而心無旁騖，避免分散精力。1932年，我還不能住在北京，我對中國說：「不要呼喚我，我會呼喚你。」中國的環境對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威爾瑪來到北京不久後就說我似乎很了解中國的狀況。
在通商口岸的墓地長眠的都是非常了解中國而一生留在此地的外國人。這種「理解」部分是氣質所致，部分也許來源於共享的儒家思想：每個人都是扮演多個社會角色的道德動物。在牛津，我已經學會欣賞具有紳士風度的為人處世的方式，中國也有著類似值得人欣賞的地方——學者理性、公正，對周圍事物能夠客觀理解的能力。（事實上，我不確定該如何表達這種能力。文化是難以給出明確定義的，因為它總在不停地變化中，不能用多音節的詞來下定義。）
作為一名畫家，威爾瑪更傾向於運用感覺印象。北京的景觀、聲音、味道等都令她無比激動。她逐漸融入當地的風土人情，使我隨著她也沉浸於幸福快樂之中。在北京的第一年，我們靠積蓄生活，並學習語言，我們盡情享受著異國生活的快樂。我們只是後來才慢慢意識到日本侵略和社會革命即將在這片土地上猝不及防地爆發。
1932年夏天的幾個月中，在我們北京的院子里，有廚師、男僕、女僕以及人力車夫為我們服務。威爾瑪很快就能運用新學的漢語來與僕人一起料理家務。當然，她本來可以使用手勢比劃或是咕嚕幾句，因為僕人們比她清楚如何做這些活計。不過這樣增強了她講漢語的自信。
有時候高空積雨雲會帶來陣雨，不過常常又會在日落前雲開雨住，太陽重新露出來。成群的鴿子從我們的頭頂上直衝雲霄，伴隨著像酒吧的風琴音樂一般的哨聲。街上的攤販帶著特產，沿著衚衕來回走動，到處都是叫賣聲，在圍牆那邊發出回聲，像是推銷員的廣告。賣花的人每天更新品種，就像廚師每日提供著不同的菜肴。我們學會了不去點昨天的主菜，它很可能在另一個外國人的餐桌上出現過，因為廚師都是合作的。你也許會遇到朋友舉辦聚會時使用了你家的餐具，不過不用擔心，他們會在你回家之前就歸還給你家了。
事實上，我們是古時形成的要為外賓提供更好服務的傳統習俗的受益者。中國的北京在它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內是由非漢族人所佔領和統治的。公元947年，北京被契丹人作為首都，那一時期被稱為遼代；之後到了公元1122年至1234年間，由女真族統治，稱為金朝；公元1234年至1368年由蒙古人統治，稱為元朝；後來公元1644年至1912年是滿族統治的清朝。1860年後，不會講漢語的西方公使們進入中國，這是最近進駐中國的外國權貴，公家給他們提供住處。幾個世紀以來，所有外國家庭管理的經驗技能，特別是休閑娛樂和定購物品，包辦筵席，宴會和野餐等很自然地在服務階層和商人中發展起來。所以如今我們才能生活得如此舒適。
在這個夏天裡，我們在這座古都四處考察，它的古迹我們都可以看。煤山是一座人造的用以防護宮殿北門的高地，在這裡你可以俯瞰整個城市，進行野餐。你也可以在南海乘坐舢板吃中飯。南海位於故宮的西邊，年輕的光緒皇帝曾在此度過他生命的最後時光（1898—1908），在那時這裡是禁止普通民眾進入的。之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劉少奇和毛澤東等政要也曾在此居住，這裡也再次對民眾關閉。我們最簡單的一次探險就是在我們衚衕盡頭的東城牆上進行野外晚餐。中國人從來不會爬那城牆的斜坡，愛冒險的外國人正好可以在此自由活動。
正如威爾瑪所寫的：
從城牆上看，北平的夜晚也很令人振奮。黑暗的街道和城牆不時被暗淡的光點照亮，彷彿呈現出的歡慶場面，讓人覺得神秘而浪漫。然而在北京溫暖的夏夜裡，每個院子都有一位長笛演奏者或是一群聽眾默默地聽著一位歌手演唱。在歡樂之中，人們並沒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藝術活動。
到了秋天，地域變得更為開闊，一位英國公使館的朋友，也是我在語言學校的同學，送給威爾瑪一匹黑馬。威爾瑪給它取名叫「夜裡」（Night-time），儘管這匹馬因為在打馬球時受傷變跛，但是日常騎行還是很不錯的。因此威爾瑪會時不時地騎著「夜裡」到天壇公園或是城門外的鄉下。馬棚的維修費加上馬夫的工資，一個月是8美元。再加幾美元我還可以再租一匹馬。在冬天所有陽光明媚的日子裡，馬夫都會牽著馬來和我們會合。地點或在北門安定門，或在東面的兩座城門東直門、齊化門（今朝陽門）。一旦出了城門來到郊外，我們可以跟隨馬車的痕迹，或是一條橫穿平原的小路散步。亦或當路面結冰時，騎著馬在田野中奔向遠處的皇陵或是出現在地平線上的一位公主的陵墓。在北京的北邊遠離黃廟（Yellow Temple）的地方，依然保留著大量的土墩，這些都是元代忽必烈可汗建造的元大都城牆遺留下的殘骸。（大都在突厥語中也稱為汗八里。）威爾瑪還作畫繪出了元大都的全貌。
到了冬天，到處是一片光禿禿的景象，平原裸露在風中。不像如今到處都是令參觀者印象深刻的樹木、灌溉的水渠和豐收的莊稼。當時中國北方農民命運多舛，而我們則享受著特權的庇護。但傳統的禮儀依然留存。如果你以恰當的方式禮貌地對待農民，把自己當成他的客人，那麼作為主人，他或許會給你倒一杯熱水。
農夫的妻子則很少見陌生人，她們可能會在打穀場做一些農活。在20世紀30年代，仍然可以看到年過三十的農村女性保留著纏足的習俗。纏足是不合理的風俗，但是極為普遍。如今的愛國者們不願再提起那段歷史。然而在今天你會發現中國人的女性祖輩無一不是這個習俗的受害者。
據說，纏足始於10世紀的宮廷中，之後上層社會紛紛仿效。令人吃驚的是，到了明清時代（1368—1912）這一習俗已經在民間廣泛流傳開來。纏足的過程極具獨創性：纏足的女孩年齡大概在5到7歲。纏足布大概有10英尺長，2英尺寬。具體方式是下壓小腳趾，將大腳趾後壓朝向腳後跟，這樣就可以將腳變窄縮短了。在纏足的過程中，腳弓被破壞，腳後跟與大腳趾之間的腳背出現裂隙。蒲愛德曾在《漢族女兒》（Daughter of Han）中這樣記載一位農村婦女的自述：
一個女孩的美麗與吸引力更多地取決於她腳的尺寸而不是她美麗的面龐。別人也不會問：「她長得好看嗎？」而是問：「她的腳有多小？」一張平凡的面龐是上天給的，但是沒有裹好的小腳則是懶惰的證明。
只有滿族人、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人、底層社會的船家女，以及從北部遷往中國南部的客家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逃脫了纏足的噩夢。直到19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的變革者以及傳教士的促使，纏足的習俗才慢慢終止。但是，從事實來看，在20世紀70年代依然清晰可見纏足的痕迹，由此可見，這一習俗一直保留到了20世紀。
纏足赤裸裸地證明了男尊女卑思想教化的勝利。我們該如何理解它呢？女性聽從母親的教導把自己束縛起來，形成這樣的意識：她們的地位弱於男性，不能逃跑，只能足不出戶。
這種做法的動機是什麼？為了保持良好的形態供應於婚姻市場。因為婚姻主要是一個家族的事情，而不是女性自己的選擇。新婚之夜，面對著素未謀面的新郎，新娘理所應當地以流血來證明自己的貞潔。在現在，強姦可能是一種更容易體會到的經驗。
中國古代的詩歌散文中將裹著的小腳稱為三寸金蓮。這其實是一種變態性慾的戀物的表現。多麼偉大的成就啊！纏足的女性擁有了兩個額外「私處」供男性玩弄。平日里它們被迷人精緻的繡花鞋包裹，只有在卧室里被丈夫看到和把玩，從而在神經末梢產生官能上的愉悅。作為一種伴隨終身的色情符號，三寸金蓮讓西方形形色色的虐待狂、性變態顯得相形見絀。然而，如今的男性並不對淫蕩地用嘴親吻那變形的小腳感興趣，它只在那個年代起作用，被視為強化男性統治地位的一種性戀物確保它長存。在20世紀30年代里，我們將其當作一種異國風情，一種古怪的風俗習慣。這證明了我們想像力的匱乏，我一直想要弄清其中更深層的原因，這件事足足困擾了我40年。
我們繼續在北京周邊進行著探險活動。我們曾在西山的寺廟中過夜或住上幾天。之後前往卧佛寺蓋里（Gailey）博士的四合院，我們在那裡度了蜜月。（1979年，卧佛寺依然存在，只是沒有外國人會在那裡度蜜月了。）如果我們坐車或騎車去，廚師楊師傅和他的兒子也會騎驢一同前往。我們還與拉里·西克曼乘一夜火車前往洛陽城外的龍門石窟，又去了大同附近的雲岡石窟。
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