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海路來到中國，途中參差不齊的綠色島嶼與綿延壯觀的海岸線之間，穿梭著大量的捕魚帆船（或許是等待時機的海盜船？），這些過往者通常準備著進行貿易、走私、旅行、戰爭或是自衛。這次沿海路來中國與古代的商隊或現代人乘坐火車通過歐洲大陸進入中國是不一樣的，使人漸漸感到走進了一個誰也無法接管的地大物博的國家，而只是打算從中尋求食宿便利，並接受他們。西方的侵略一直是經由這條海路入侵這片大好河山的。
儘管被寒冬的霧遮掩著，但是從太平山頂（ Peak）仍然可以俯瞰香港海港。我們在此僅僅停留了幾個小時，並沒有上岸，但還是對這裡壯麗的景色以及繁忙的海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舢板（單槳小船）、掛著四方帆的帆船、班輪、貨船、炮艦以及輪渡混雜在一起，就像是《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ca）中羅列出各式各樣的船隻的那一頁。
通過了霧嵐籠罩的台灣海峽，兩天後輪船慢慢靠近海岸，來到了一片棕色水域，看到了長江入海口低矮的海岸線。突然，一支由4艘驅逐艦組成的日本海軍艦隊經過我們這裡。這是一支快速艦隊，每艘船的船尾都有一面印著白底紅日的日本國旗。迄今為止，日本國旗對我來說是最有潛力的國家的標誌。它看起來就像繃帶上的一抹血跡，似乎在說：「看，太陽現在已經升起了，更重要的是我們會為之灑盡熱血。」日本對上海不宣而戰（1932年1月28日—1932年3月4日），此時戰爭正在進行中。當我們隨著這幾艘日本船向北前行時，日本的驅逐艦圍成一圈，正在輪番炮轟吳淞炮台。吳淞炮台位於黃浦江的入海口，上海港下游12英里處，目前仍在中國守軍掌握中。
日本的現代海軍始於1894年，那時，他們以縱列隊形包圍了中國新建的艦隊，並將其驅逐出鴨綠江。中國海軍指揮官是一位年老的騎兵指揮，他安排自己的艦隊以橫向排列，這樣他們就只能使用軍艦前部的炮塔來進攻。如今日本艦隊又一次包圍了吳淞炮台，對其進行猛烈的炮轟。
因為「阿德勒號」曾經為日本運輸過軍需品，所以它謹慎地停在戰區外面。我們乘著一艘白人乘客專用的郵輪繼續駛向上海。交戰的日本和中國軍隊並沒有向我們的船隻開火，因為它代表著雖然看不見但無法忽視的條約國一方。在炮火連天的時候來到上海，對於一個研究中國外交關係的現代歷史學家來說，真是恰逢其時。上海在炮火中成長起來，事實上，它依然在不斷發展。
不平等條約對上海的控制力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從上海的外國公共租界（ Bund of the Iional Settlement）——外灘登陸，距離日本巡洋艦「赤雲號」（Idzumo）以及其他艦船只有幾百碼。他們當時正在炮轟閘北，這是上海的一個區，位於蘇州河的北面。來自廣東的第十九路軍在被炮火炸成廢墟的建築下挖掘戰壕，到晚上通過上百碼寬的蘇州河運送補給，因而日本海軍也無法進行有效阻攔。此刻的日本剛剛將滿洲吞併，尚未作好與英美對抗的準備，因而上海的中心、蘇州河以南的上海公共租界依然是一個中立的避難所，就像之前軍閥混戰時一樣。
科特尼·揚和我在柏林頓酒店（Burlington Hotel）安頓下來，這家酒店是一座極具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築，完全仿倫敦的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坐落在南京路向西伸長的靜安寺路。隨後我與聖約翰大學的教授宓亨利（Harley F.Maair，後來去了芝加哥大學）取得了聯繫。他剛剛刪改完馬士博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並添加了新的內容，使其成為一本新的著作——馬士與宓亨利合著的《遠東國際關係》（Far Eastern Iional Relations）。他現在正忙於收容難民。晚上他帶我們來到難民救濟委員會，這是一座位於市中心的沒有完工的建築，裡面容納著成百上千來自閘北的中國難民，蜷縮在寒冷潮濕的草堆里，每個家庭只有用稻草捆綁著的很少的行李，那是他們全部的家當。在屋頂上，我們可以看到戰火始終籠罩著蘇州河北部。日本的侵略就像是一場自然災害，無法阻止。西方扮演的角色只能為中國人減輕一點苦難，如同饑荒中發放救濟糧一樣。
在倫敦檔案館，我曾了解到公共租界的發展歷史：1853年，太平軍佔領南京，導致大量難民流入公共租界。由於與當時中國政府簽訂了條約擁有永久租借權，外國土地承租者可以把剛剛從中國地方當局獲得的租借地轉租給難民。到了1932年他們的條約特權依然有效。
馬士博士給我介紹了他的繼任者，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稽核科稅務司魏爾特（Stanley F.Wright），事實上他正在完成一本鮮為人知的海關檔案概要《赫德與中國海關》（Hart and the ese s）。魏爾特先生帶我來到上海俱樂部以及它的「世界上最長的酒吧」吃午餐，同行的還有其他的高級稅務司。作為一名新人我感到興奮，又有一些不安，有滿肚子的問題想要發問，但又擔心問題太過枯燥幼稚，我對於他們的談話只是一知半解。魏爾特先生為人精明，唯恐我研究海關歷史而與他的著作出現競爭。當聽說我要去北京學習漢語時，我明顯地感到他整個人放鬆下來。他可以同我不停地轉換話題，將我引到其他話題上去。有些人一旦進入漢語文研究的領域，人們就再也沒有聽說過他們了。
幾天後，我們乘坐怡和輪船公司（Indo-a Steam Navigation Co.）賈丁航線（Jardine''s line）的貨船前往天津，途中沒有遇到日本海軍。天津是中國又一個較為古老的沿海城市，如今依然充滿活力。我們的船掛著英國國旗通過中國內陸以及沿海水域，搭乘的貨船是一艘鐵甲艦，錫克守衛在船內的射擊孔旁守衛著，隨時準備著使用霰彈槍戰鬥。中國統艙乘客在甲板下面，看起來很淳樸無知，事實上他們既要忍受寒冷，但對海盜打劫還記憶猶新。錫克人成了勤雜人員。我發覺中國從表面看上去雖然充滿現代感，但是骨子裡的中世紀觀念並沒有發生明顯的改變。
在拂曉時，我們繞過大沽口沙洲，在天津塘沽登岸。在要去英國使館的同船乘客幫助下，我們很快乘火車前往北京。（確切地說，那時候應該叫北平，現在是北京，但是西方的文字記錄中依然稱呼它為北京。）
在中國北方平坦的農村，最令人驚訝的就是無處不在的墳堆。當然這是一種孝順的表現，但它佔用了本來就不足的土地資源。儘管只有幾英尺高，但這些墳堆像是在房屋稀缺的城市中為死者設置的紀念堂。我自問：這種情況能繼續多久？然而我根本無暇尋找答案。
1932年冬天，我乘火車穿過褐色的平原來到北京，自建成至今有著500年歷史的城牆仍然有著震撼人心的衝擊力。到了20世紀60年代，北京成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並且被城牆包圍的城市。儘管南京有更高大的城牆，但是它的四周缺少平原，所以無法體現它的雄偉。北京正面城牆高40英尺，上面有一排排整齊的雉堞 ，每隔兩箭射程有突出於城牆之外的兩個垛台。城牆的視覺效果非常壯觀：北面的內城（元大都）是一面長約4英里的正方形，四個角上有角樓，設有9座高大的城門；南面的外城（明京城）長5英里，寬2.5英里，設有7座城門。所有這些雄偉的、四四方方的人造工程高高地矗立在平原之上，彷彿這裡只有這一座建築，直至今日也沒有被周圍影響而顯得雜亂無章。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偉大的奇蹟了。
如建築者所預期的一樣，第一眼我就被北京城深深地折服了。北京是華北地區最後一座擁有四方城牆的大都市。西安將這種風格保留下來作為景點。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的城牆和城門都被拆毀，造反派試圖通過盲目破壞來證明革命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如今我們無法想像有哪一位城市設計師會使用城牆、城門來作為交通的一部分，為了通行而讓車輛穿過城牆城門或繞道環行。打個比方，如果這些城牆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偉的雙門塔樓都是環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寬廣街道的焦點，那麼巴黎、羅馬、倫敦、華盛頓以及莫斯科只能對此充滿嫉妒而別無他法。遺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門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華語學校（College of ese Studies）是一片棕色磚瓦建築群，樓宇之間環繞著草坪，整體感覺就像是用直升機從加利福尼亞空運到北京一樣。像這裡的其他學校、學院、酒店以及醫院一樣，這所學校也體現了這座古老首都現代化的一面。三層的綜合樓氣勢威嚴地坐落於中間，周圍環繞著一片灰磚房屋。還有一個網球場，使用時不需要像在通商口岸幫助外國球員撿球的球童。在球場我們結識了一位名叫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帥氣的年輕人以及他甚為迷人的妻子凱（Kay）。（他後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