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天，我來到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比起以往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的時候，我並沒有覺得更接近中國。事實上，牛津大學並不是開始中國研究的好地方，它不開設中文以及中國歷史方面的課程。我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裡，採用迂迴的方式探索中國問題，之後又花費了多年時間從事研究，最終我從一名研究生轉變成為一位中國問題專家。
我現在認為，在牛津的那段時間所經歷的困難並非壞事，我善於將不利轉化為有利，這使得我在中國問題研究的道路上擺脫了常規方法——像19世紀西方人做的那樣，主要從英國人的視角探討現代中國。生活在英國，並且學會了模仿大英帝國的觀點，這是我在中國問題研究道路上的初步經驗。
1929年的牛津大學要比哈佛大學更加具有世界性。（或許今天依然如此。）大多數歷史的以及世界性的東西似乎都在此有所體現。在牛津大學，你會覺得這裡積累了太多的文化財富，即使只是吸取其中很小一部分，也會讓你覺得筋疲力盡。相對於牛津大學大量的學業以及傳統，單個學者似乎顯得很渺小，同時配給個人的圖書館資源不足以支持他們進行研究。哈佛的威德納（Widener）圖書館在哈佛擁有很高的地位，而牛津的博德利（Bodleian）圖書館卻成了觀光勝地，只有在冬天有限的白天時段，學生才能夠使用它。威德納圖書館即使晚上也會燈火通明，像燈塔一樣，照亮整個哈佛校園。但是在牛津大學要想找一本書就像是尋找寶藏一樣困難。我的一位導師告訴我：「我想你可以在布雷齊諾思學院（Brasenose College）找到一本曼德維爾（Mandeville）的書，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試著到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學院去找。」總之，學術研究的設施配置，諸如聯合目錄和館際互借，仍然很不發達。我沒有感覺到有什麼激勵創新的因素。
或許這反映了牛津大學的主要功能就是培養統治精英。儘管貝利奧爾學院被新式學院緊緊追趕，但是它依然是牛津大學中最負盛名的學院。我感到自己離大英帝國的核心越來越近了。貝利奧爾學院創始於1263年，和哈佛大學一樣，它們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喬伊特（Jowett）任院長期間（1870—1893），貝利奧爾學院培養了大批帝國行政人員——不僅有殖民地總督，如寇松（Curzon）、米爾納（Milner）、額爾金（Elgin），還有至少六分之一的印度行政官員。在喬伊特之後第四任院長A.D.林賽（A.D.Lindsay）的管理下，勤奮工作和關注社會的傳統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在1928年的牛津大學統考中，42%的貝利奧爾學院考生獲得了優異成績。
威廉·楊德爾·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曾為我向牛津大學寫過推薦信。他是哈佛政治系的教授，也是林賽的學生。而在我的自薦信中，我就像羅茲家族的監護人對一位朋友講的那樣，把自己變得像「赫拉克勒斯 與耶穌基督的結合體」。但是這樣的自信並不能解決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如何在一個並不存在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中破天荒地開始中國問題研究。
查爾斯·韋伯斯特推薦我從馬士（H.B.Morse）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Iional Relations of the ese Empire）入手，於是我從英國訂購了全套厚厚的三大卷，並在橫渡大西洋的途中研讀它們。我睡在「新阿姆斯特丹號」正對著螺旋槳上方一個減價的次等艙里，旅途中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閱讀有關鴉片戰爭的章節，這個主題讓我很有些不舒服。馬士博士對英國官方記錄的總結表明英國對於清王朝的壓迫一直持續到1860年，他們攫取種種條約特權，並且從此加強了對這個王朝的影響和控制。
在牛津，我首先報名攻讀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專業的文學學士學位，這和我之前在哈佛攻讀的歷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比較相似。之後，我決定攻讀英國對華政策和英中關係方面的學術研究學位。當然，這促使我開始研究大英帝國在19世紀的中國所建立的正如一些人所說的「非正式帝國」，這是中西對抗的主要方面。
顯而易見，我必須學習漢語。我首先必須完成文學學士學位，這要花費一年的時間。然後再攻讀哲學博士學位。這裡的學位體制與美國的體制不同，攻讀牛津大學的學位不要求準備田野調查，也不作語言或是相關的課程方面的要求，只是需要一份論文，簡直是一筆交易。這裡開始研究工作也沒有什麼研討會，事實上，根本沒有歷史學或相關的研究機構。我必須完全靠自己摸索。
我注意到，1874年哈佛大學畢業生馬士在成為研究中國對外關係方面的史學家之前，曾經在中華帝國海關總署工作了35年。在他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的序言中，馬士說他一直計畫用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的日記來寫海關歷史，但是赫德的後人拒絕了。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講，我不得不通過倫敦的英國外交部的信件來接近中國，並且我決定將這種特殊的中英機構——中國海關作為我研究中國的出發點。
我的文學士論文導師由一位退休的傳教士、中文高級講師蘇慧廉（Willian E.Soothill）博士擔任。蘇慧廉是一位極其友善的老人，他向我解釋他正在校對他的中國佛教術語詞典，所以他很高興在下午茶的任何時間與我會面。不過，至少他同意幫我給已經退休不在倫敦的馬士寫信。
作為赫德早期委員會成員之一的杜德威（E.B.Drew）則是1864年哈佛畢業生，曾為海關招募了包括馬士在內的4位1874年哈佛畢業生。1924年，馬士參加了哈佛畢業50周年校友會，被授予榮譽文學博士稱號。他沒有子女，而他的妻子則是反華人士。（「他們會毒死你。」她告訴我。）對於大多數委員來說，中國海關總署是充滿使命感、需要奉獻終生的機構，而作為一個年輕的哈佛畢業生能夠對此抱有興趣，自然而然會對住在倫敦郊外坎伯利（Camberley）的退隱生活增添樂趣，因此馬士邀請我去他那裡做客。
我看到馬士是一位衣冠整潔而又機警的老紳士。他剛剛完成了第五卷《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歷史紀要》（icles of the East India pany Trading to a），這是一套巧妙地濃縮了東印度公司檔案冊的書籍，他獲准將檔案帶回家，每次一冊，在家完成寫作。即使對於寒冷的英國來講，馬士的房間仍然屬於很冷的，因為這對他的哮喘有利。兩位隔壁的女士為我提供食宿並帶我四處看看坎伯利的景色，馬士博士則帶我去他的俱樂部。俱樂部被藤條覆蓋，一些退休的上校以及前印度行政官員正在這裡打保齡球。
我覺得我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父親，甚至可以說是精神上的祖父。馬士告訴我許多有關海關以及海關所為之服務的中國的情況，超過了我的吸收能力。他曾任職的地方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海南附近的北海、1894年台灣民主國時期的台灣淡水、安南邊界的龍川縣、漢口以及廣州。19世紀70年代末，他接受特別任務，協助整頓招商局，並於1899年協助湖南省的岳州開埠。
這是一個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自成體系的完整世界。如果馬士博士沒有成為一名歷史學家，那麼毫無疑問他也會像羅伯特·赫德爵士那樣慢慢衰老直至死去。1907年，羅伯特·赫德爵士離開他工作55年的中國返回英國，回到了倫敦的家裡，在妻子的絮叨中，他發現自己是一個沒有什麼用處的老人。而他的妻子早在1882年就溜回英國了。顯然，海關工作儘管一切令人滿意，但給太太們帶來的只有發燒、厭倦、痢疾，這確實令人非常煩惱；此外，還有中毒，馬士夫人至今仍然清楚地將中毒一類無聊的事情記在腦海里。
從這樣一個非常珍貴的指引中，我卻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我認為最好先從1854年在上海建立的外籍海關稅務司入手研究海關的起源。我忽略了「回溯律」（ Iron Law of Retrogression），這是我之後經常會告誡學生的規律。歷史要往回追溯來尋找事件發生的原因：如果你想知道1980年的事情，就得從1980年開始入手，但你很快就會回溯到70年代。如果你從1970年開始按照預定的設想向1980年前進，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涉及60年代的事件，更大幅度地向後回溯。
我如果能在1883年從海關入手開始進行研究可能會更好，當時正是赫德正式接受英國駐華公使任命之後經過深思熟慮又放棄的時候，事實上，研究1854年會讓我回溯到1850年，後來我的哲學博士論文是從研究1842年開始的。我沒有突破1858年的界限，雖然這是我曾經想要作為開始研究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