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南達科他州的平原，由於習慣了平坦的地貌，我有時會不自覺地想要伐盡新罕布希爾州的森林，夷平這裡的山丘，顯然這並不現實。與我的故鄉截然不同，在新罕布希爾州，靠近富蘭克林市北部的卡迪根山（Mount Cardigan）的佩米奇瓦塞特（Pemigewasset）山谷，放眼望去，層巒疊嶂，這是南達科他州永遠不會具備的魅力。然而，也許正是故鄉廣闊開放與蒼茫無際的環境，為我投身於中國問題研究提供了幫助。
1907年，我出生於休倫鎮（Huron），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在同一時期也出生在附近的地區。站在鎮上玉米地的一側，你可以看到另一側的玉米搖曳生姿。站在蒼穹之下廣闊平原的最高點極目遠眺，可以看到遠處那一片片的農田與農場，以及居住在那裡的人們，他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掌控自然。後來，當我準備謀求一份職業時，在我看來，研究中國就像一塊處女地，等待著被探索和耕種，能夠為我提供無限的機會。1929年我在哈佛大學的畢業論文主題是關於蘇聯革命的爆發。在我的想像中，研究中國似乎是只需要在此基礎上再深入一步，從這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我對中國的了解是多麼的不足。
立志研究中國，回想起來似乎是和我的家族淵源分不開的。儘管在當時，我認為我正在掙脫家庭帶給我的影響。我的祖父約翰·班納德·費爾班克（John Barnard Fairbank）來自費爾班克家族源遠流長的班納德·費爾班克世系，家族成員大多是公理會的牧師。1633年，這個家族遷移到馬薩諸塞州。1636年家族祖先在戴德漢姆（Dedham）鎮建造的住所至今依然存在。我的祖父1857年畢業於傑克遜維爾（Javille）的伊利諾伊學院，隨後又於1860年畢業於紐約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定居於伊利諾伊州的韋弗利（Waverly）之後，他主要在伊利諾伊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納州以及明尼蘇達州的一些大小城鎮擔任公理會教堂的牧師。這一時期他的身份不僅僅是牧師，同時還是農民和木工，他靠自己的菜園維繫生活，住在自己蓋的房屋內，但是他每到一處生活幾年，當他在當地教眾中的傳教深入人心時，就會搬走。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告訴我他的父親是衛理公會的一名牧師，主要居住於明尼蘇達州靠近艾奧瓦鐵道線的埃爾默（Elmore）地區，但是他每隔幾年也會搬到另一個不同的鎮上，宣講一整套相同的教理。
我祖父的筆記本上列出了他佈道的地方和日期，諸如韋弗利、威諾娜（Winona）、法名頓（Farmington）、斯普林瓦利（Spring Valley）、胡桃林（Walnut Grove），他在1860年至1906年間在這些地區傳播過福音。《羅馬書》第1章第16節的內容（「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他在1870年至1906年間在韋恩堡（Fort Wayne）、埃爾克哈特（Elkhart）、密歇根城、威諾娜、皮奧瑞亞（Peoria）、斯利皮艾（Sleepy Eye）、奧頓維爾（Ortonville）、喬伊普列利（Joy Prairie）佈道了26次，那時已經是鐵路時代了。而有關《哥林多前書》第3章第9節的內容（「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在1862年至1890年間在很多地方一共佈道了43次。總結起來，他說：「我們確信，如果我們現在真的可以自覺而真心誠意地與神同工，我們也許可以由衷地慶祝未來世間勞動的豐收。」
一個世紀後，當我在皮奧瑞亞、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布魯金斯（Brookings）、諾思菲爾德（Northfield）、格林內爾（Grinnell）或是威奇塔（Wichita）進行有關中國的演講時，我感覺我是沿著祖父的足跡。我的研究方向是通過對中國的研究來救贖美國，儘管這個方向可能更加狹小和專業化。我的演講會解釋我們由於對中國現實的不了解導致了我們在中國、朝鮮以及越南的大量災難，並且這種情況可能會再一次發生。我的祖父或許曾經向我現在的一些聽眾的祖父演講過，但他並不如我這般世俗。他的論述要更加形而上，很少局限在具體的事物上。他也不會承擔著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那樣的風險：聽眾席上突然站起一位新近的觀察員，他說：「24小時前，我剛從天國國際機場起飛，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像你所說的那樣。」
我第一次在蘇福爾斯市（Sioux Falls）扶輪社（Rotary Club） 作有關中國的演講，還是在1936年早期，當時我還沒有在哈佛大學任教。我猜想那時我演講的聽眾已經與受祖父傳教的人數量相當，其中包括大約40個哈佛分社。由於當時已經是噴氣式飛機時代，聽眾已經散布在各個地區，如北京、新加坡、台北、漢城、聖地亞哥、密爾沃基（Milwaukee）、奧蘭多、紐約以及巴黎。
乍一看你可能認為我從事的工作和我的祖父約翰·班納德·費爾班克截然不同，因為我還在襁褓中時他就已經去世了，我對他一無所知，但是考慮到我們各自的時代背景，我不能確定這是事實。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區域研究在學術上得到快速發展一樣，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人們去教堂做禮拜成為席捲全美的風潮，我祖父所從事的傳教業也因此成為一個快速發展的行業。當時新教佈道團已經發展到國外。我祖父的兄弟就離開傑克遜維爾到印度的艾邁德納格（Ahmadnagar）建立了一個佈道團。傳教士激情高漲表明了教堂的蓬勃發展。在電視媒體出現前的一段時期，宗教是小鎮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在我的成長背景中有傳教者的痕迹，但是它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與中國沒有任何的關聯。我接受的教育幾乎是完全與宗教絕緣的。如今我後天習得的信仰就是哈佛大學，以及它在世俗中所代表的一種精神。也就是說，我將我的信仰寄托在我們試圖發展的、致力於培育心靈自由活動的研究機構上。非理性的信仰只會使我充滿恐懼。
對我設想的這種自由，主要應該歸功於我的父親亞瑟·博伊斯·費爾班克（Arthur Boyce Fairbank，1873—1936）。作為一名牧師的兒子，他悄悄地脫離了有組織的宗教。我的父親斷言，他年復一年地閱讀《聖經》，獲得基督的啟示，並且接收到了足夠的精神指引，這些足以支撐他度過人生。
我的父親出生於印第安納州的韋恩堡，於1896年畢業於傑克遜維爾的伊利諾伊學院。由於立志要成為一名律師，他於1901年在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獲得學位。因為他主要在伊利諾伊州和明尼蘇達州長大，當他開始律師執業生涯時，自然而然地選擇了一個人口不甚稠密的地方——南達科他州偏西部的地區。1911年，我們從休倫鎮搬到了蘇福爾斯市之後，他成為鎮上非宗教類社會活動的領袖人物。他幫助建立了扶輪社和明尼哈哈鄉村俱樂部（Minnehaha try Club）。眾所周知，他深受社區中追隨者的愛戴，他也深愛著這些人。和他的父親一樣，他同時還是花匠和木匠。直到後來他終於成為一名有經驗的出庭律師和公眾演講者。每當6月來臨，他會去明尼蘇達州北部釣鱸魚和小梭魚。秋天到來時，他會去小鎮西部的田野捕獵野雞，到了11月，則去密蘇里河附近的大沼澤地里捕獵野鴨。當我的母親為女性爭取投票權時，他會開著1911款凱迪拉克載著母親四處奔波，但是他不會對此發表任何言論，因為他對於女性獲得選舉權就會為她們的生活帶來很大轉變的看法持懷疑態度。我的父親很熱愛生活、家庭以及身邊的人。他在63歲時死於白血病，整個社區的人都因他的過世而難過。
羅蕾娜·金·費爾班克（Lorena King Fairbank，1874—1979）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我是她的獨子。我之所以篤定地堅持進行關於中國的研究，正是源於她傳遞給我的兩個信念：第一個是面對挑戰要有自信；另一個就是，哪怕在地平線上消失也要保有安全感。的確，從1923年我16歲時離家到埃克塞特（Exeter）時起，我只是在探親和假期時才回家。還有一次，我有4年半的時間在外奔波（1931年9月—1936年2月），其中絕大部分時間待在北京。我離開的這段時間裡，心中充滿了內疚，因此我寫了很多信，但同時我仍然繼續我的課題研究，並常常堅定地認為自己是獨特而出眾的，這種自我讚賞的心態源自母親的鼓舞。
我的母親於1874年7月4日出生在艾奧瓦州的漢普頓市（Hampton）。她是約翰·赫里福德（John Hereford）與帕米麗婭·安德魯·金（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