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江北採茶時，
上品先嘗送八旗。
碾得胡麻酥共滴，
乳茶驕殺滿洲兒。
——〔清〕彭孫貽《採茶歌之一》
跨越山海關，進入北京城，滿族的發展史掀開了新的篇章。此時的滿族人已不可能全數退回東北老家了，要建立新的王朝，要在廣闊的中原大地建立起強有力的政權，必然進行大規模的兵力配置與民族人口調整。
根據清朝軍隊編製，八旗兵士首先分為禁衛兵與駐防兵兩大類。禁衛兵的職責在於守衛京師，故而駐紮於燕京（即北京）。禁衛兵又分為郎衛與兵衛兩種類型。郎衛侍從皇帝出行，兵衛守衛紫禁宮闕。如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侍郎梁詩正在《八旗屯種疏》中指出：「查八旗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余並隨旗居住，群聚京師，以示居重馭輕之勢。」清朝大臣鄂爾泰等所修之《八旗通志》卷二有《八旗方位》篇，但其所指僅限於北京城內的八旗軍分布而言：「自順治元年（1644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衛皇居。鑲黃居安定門內，正黃居德勝門內，並在北方。正白居東直門內，鑲白居朝陽門內，並在東方。正紅居西直門內，鑲紅居阜成門內，並在西方。正藍居崇文門內，鑲藍居宣武門內，並在南方。蓋八旗方位相勝之義，以之行師，則整齊紀律；以之建國，則鞏固屏藩。誠振古以來所未有者也。」禁衛兵的數量相當可觀，且有不斷增加之勢。如在兵衛之中，如乾隆中滿、漢養育兵就有20300餘人。至咸豐三年（1853年），京師八旗營兵合計有149000餘人。
《清史稿·兵志》對八旗兵士在全國駐防情況作了簡要的說明：
八旗駐防之兵，大類有四：曰畿輔駐防兵，其藩部內附之眾，及在京內務府、理藩院所轄悉附焉；曰東三省駐防兵；曰各直省駐防兵，新疆駐防兵附焉；曰藩部兵。
依此，八旗兵士在全中國的分布可分為四大類及四個大的地理區域，但是，其中「藩部」兵士主要是指內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各個民族編入八旗之兵士，與滿族分布關係不大。故下面主要分四個區域介紹當時八旗兵士的駐防情況。
1.畿輔地區，即主要今天的河北地區。順治初年主要駐紮於獨石口、張家口、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等重要關口，主要兵力來源於察哈爾八旗等。雍正三年（1725年），增設天津水師營，旗兵為1600人、蒙古兵400人。乾隆三年（1738年）又增加熱河駐防兵2000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增設密雲駐防滿、蒙兵2000人。另外，熱河避暑行宮至乾隆年間駐防兵也增至800人。
2.東三省地區，共有四十四處駐兵之所，兵士總額達35300餘人。盛京地區的駐防之地有錦州、鳳凰城、寧遠城、興京、遼陽、牛庄、義州、蓋州、海州、開原、金州、復州等。吉林地區的駐防之地有吉林、寧古塔、琿春、三姓、雙城堡等地。黑龍江駐防之地有齊齊哈爾、愛琿城、墨爾根、呼倫貝爾、茂興、呼蘭等地。
3.各直省地區。這一區域涉及非常廣，各地駐防創設的記載集中於順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駐防的省份主要有：江蘇、陝西（包括寧夏）、山西（包括今天內蒙古部分地區）、山東、浙江、福建、廣東、甘肅等等。
4.新疆地區又是八旗駐防的重點區域。新疆駐兵也分為北、南二路。如清軍在新疆在北路駐防始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當時大臣阿桂率領滿洲、索倫兵500人、綠營兵100人，回族兵士200人駐紮於伊犁。駐伊犁兵額後增加到2500人。其後又增加屯田兵2500人，以5年為期進行更換。乾隆二十九年在伊犁河岸建築惠遠城，駐紮各族兵士數量不斷增加，至道光十年（1830年），惠遠城滿兵已達4600餘人。南路駐紮兵主要集中於烏什、阿克蘇、賽里木、拜城、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庫車、哈喇沙雅爾、辟展等地。到咸豐三年，新疆南北路各族駐兵合計達40000餘人，成為全國範圍內駐兵最為集中的區域之一。
經過這樣的大規模的遷徙與安置，留居在山海關外的滿族人口數量已大為減少，滿族已基本上成為關內民族了。
滿族能夠創立清朝，實現了軍事及政治建設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八旗制度與八旗兵丁，因此，清朝入關以後，清朝歷代皇帝十分重視八旗制度的鞏固與維繫，將其視為立國之根本。如康熙九年三月，康熙皇帝就在諭旨中諄諄告誡戶部與兵部大臣「愛養」滿洲將士：
滿洲甲兵，系國家根本，雖天下平定，不可不加意愛養。近聞八旗甲兵餵養馬匹，整辦噐械，費用繁多。除月餉外，別無生理，不足養贍妻子家口。朕甚憫之。月餉銀米，應作何增給，著為永例，爾二部詳議具奏。
然而，畢竟時過境遷，「打江山」與「守江山」之間存在著判若霄壤的差距，入關後的八旗制度面臨著相當嚴峻的挑戰，而如何應對這一挑戰，事實上決定著清朝的命運。而根據清代及現代學者研究，清朝在八旗制度的維繫與實施上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失誤。
這些失策與失誤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旗兵輪換制度的失策。八旗兵士在全國各地駐防，實行定期輪換制度，但是八旗官兵均需攜帶家眷分赴各省駐防地，在輪流駐防更換制度實施過程中，一方面，不僅為廣大八旗將士帶來巨大的身心勞頓，也給朝廷財政增添巨大的負擔。如清代名臣毛奇齡就明確指出：
國家重兵多在閩粵，但各處駐防過多，恐轉輸易困。古者，防邊之士不帶家口，及期則換，今皆攜家而往，約略計之，十萬之師，便有百萬。途中口糧、人夫及到地方一切養育之資，無一不取之朝廷，故藩王提鎮其各處貿易，雖曰擾民，其實不可禁止也，且室家重則難於轉動。夫兵隨將轉，將到便行，使一旦他處有緩急之調，而此家口重累之將與兵能符到即行乎？則伍籍定額，所當與軍政計通變也。
另一方面，八旗官兵攜帶家眷分赴各省駐防地生活，時間一長，不可避免地形成新的社區，產生較為強烈的定居心態，因此，要想在實際中長期維持八旗分省輪換駐防制度，是非常困難的。時至雍正年間，雍正皇帝就對此發出無奈的感嘆：
我朝設立各省駐防兵丁，原以捍禦地方，申明武備……乃近有以一二事瀆陳聯前者：一則稱駐防兵丁子弟宜准其各省鄉試……若悉准其在外考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向虛名而輕視武事……一則稱駐防兵丁身故之後，其骸骨應准在外瘞葬，家口亦准在外居住。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不過出差之所，京師乃其鄉土也。本身既故之後，而骸骨家口不歸本鄉，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將見駐防之兵皆為漢人，是國家駐防之設，竟為伊等入民籍之由，有是理乎？
綜觀有清一代的歷史，雍正皇帝心中的預感最終還是成為了現實，大批八旗兵丁最終在駐防地長期定居下來，由駐防轉為定居，帶有很大的普遍性。這一方面可以歸結於安土重遷的常人心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八旗官兵或「旗人」本身的民族構成就比較複雜，漢人佔有頗大比重。在此基礎上接受漢化，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
第二，「圈地運動」的失策。在八旗的布防上，京師及周圍地區成為重中之重，也就成為入關後的滿族人最重要的聚居區。清朝初年大批遷入北京城內及畿輔地區的滿族移民，在文獻中被稱為「東來滿洲」。為了妥善安置這批移民，清廷採取了種種優惠政策，其中的一個重要方式便是為他們在移入地圈佔土地，進行再分配，其規模與影響相當驚人，清朝官府即公開將其稱之為「圈地運動」。如在建都北京後，順治帝在順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就頒布諭令：
（將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蓋非利其地土，良以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然所取之地，若滿洲錯處，必爭奪不止。可令各府、州、縣、鄉村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異日爭端。
這一諭令拉開了清初京畿一帶大規模「圈地運動」的序幕。在這項諭令中，順治帝明確講明了「圈地」的目的，就是因為入關的滿洲王族、大臣與兵士「無處安置」，因此，不得已而為之。也就是說，事實上，如果沒有「圈地」之舉，大批入關的滿族大臣與將士都無「立足」之地。很顯然，這種圈地運動對於入關滿族的安置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受到了滿族皇家及王公貴族們的歡迎。故《八旗通志·土田志》序贊之云：
至我世宗憲皇帝，睿慮深遠，特命查取直隸各項余田，畫為井地，令旗人之無產業者，分授百畝，同養公田，則八旗之生齒日繁，而井疆亦日辟。從此，各安世業，擁衛神京，洵千萬世無窮樂利矣。
以北京為核心的畿輔地區也就成為圈佔土地最集中的區域。根據現代學者劉家駒的研究，清初八旗在畿輔地區的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