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
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
——《元史·地理志》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光輝歷史的開創者，他率領的蒙古騎兵創造了世界軍事史的奇蹟。他的軍事才能享有極為崇高的聲譽，如志費尼就稱讚說：「說實話，倘若那善於運籌帷幄、料敵如神的亞歷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時代，他會在使計用策方面當成吉思汗的學生，而且，在攻略城地的種種妙策中，他會發現，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1206年蒙古汗國統一之後，很快便開始四處大舉攻伐，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建立起疆域遼闊的蒙古大帝國。1227年，在成吉思汗病死後不久，西夏國滅亡。1234年，在蒙古與宋朝軍隊的夾擊下，金哀宗自殺，金朝滅亡。1253～1254年，蒙古軍隊攻陷大理等段氏政權中心城市，段氏大理國被征服。1276年，宋廷殘部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向蒙古軍隊交遞了降表，南宋國亡。至此，蒙元王朝的疆域拓展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疆域拓展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各民族人民較大規模的遷移運動。同時，蒙古族作為統治民族，為控制幅員遼闊的疆域，必須分布於各地，因此，當時遷徙運動的主導部分就是蒙古人的內遷運動。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結論，元代蒙古人南遷的形式主要有如下幾種類型：
（一）征戰戍守。這是蒙古族人南遷的主要原因。蒙古族社會組織的重要特便是兵民合一，「全民皆兵」，所有成年男子都有義務從軍出征，而且出征之時，所有家眷均隨軍轉遷，「以營為家」，家眷老小組成的後勤保障集團特設「奧魯（蒙古語『老小營』之音譯）」統管。也就是說，蒙古軍隊征戰到哪裡，其家眷也就跟隨著哪裡，軍隊駐守之地也就成為蒙古軍人家庭的遷居之地。蒙古軍隊長期戍守之地，也勢必成為蒙古部族新的遷入地。隨著蒙古軍隊的節節勝利，蒙古部族也遍布長城內外，大江南北。
（二）分封藩鎮。從大蒙古汗國創建伊始，成吉思汗便將大片領地分封給親族與功臣。蒙古親王與貴族大都領有大批蒙古牧民，分封之時，必然引起規模不小的人口遷移。元朝建立後，忽必烈及後繼的皇帝也分封自己的皇子為王，分鎮一方，諸王的部屬必然隨之轉遷四方。
（三）為官出仕。為維護本民族的統治地位，元朝官府特別規定，各地最高行政長官——達魯花赤均由蒙古人擔任，大批蒙古官員及其家屬在長期仕宦生涯後，往往會選擇某一地定居下來，從而轉為移民。這類事例不勝枚舉。
（四）遇難流離。在天災人禍的逼迫下，蒙古草原的牧民被迫南遷避難，每次大災過後，南遷的蒙古災民的數量常達數萬甚至數十萬之多。南遷之後，許多牧民在漢地留居下來，有些甚至充當回回人的奴隸，也構成了一類特殊的移民。
（五）獲罪流徙。根據元朝法律，包括蒙古人在內的「北人」犯罪後，往往被遠處南方邊遠之地。如元朝官府將許多曾參與叛亂的蒙古族將領與士兵遷到江南地區，並集中於一地以便於管理，這些蒙古族將士及家眷往往在當地定居下來，形成了特殊的移民。
筆者以為：正如研究者已指出的那樣，在上述幾類遷移類型中，影響最大、最具研究價值的還是第一種方式，即征戰戍守，也就是我們探討的主要內容。與大多數游牧部族相仿，蒙古部族在社會組織上的一個突出特徵，便是兵即是民，民即是兵，兵、民合一。據《元史·兵志》所載：「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簽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元朝軍隊民族成分十分複雜，大致依其民族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幾類。
諸軍之中，以蒙古軍在鎮戍制度中最為穩定，「以營為家」。這些蒙古軍士在征戰過程中均攜帶家眷同行，「盡室而行」。與蒙古軍制相對應，蒙古部落中很早建立了「奧魯」制度。與蒙古騎兵相伴而行，是由老幼婦女們所組成的「營盤」，或稱為「老小營」，由此，蒙古軍隊的征戰歷程，也就可視為蒙古部落的遷移運動。同時，遷入中原各地後，「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很自然地成為當地居民的組成部分。因此，蒙古軍隊的部署與其民族人口分布有著直接而緊密的關係。通過理清其軍隊布署情況，我們就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當時蒙古民族的分布狀況。
究其大端而言，元朝蒙古族兵士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宿衛京師與皇帝行宮的禁軍，一為分布於全國各重鎮的戍兵。《元史·兵志》又稱：「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重之勢，亦一代之良法哉！」關於元代宿衛兵士數量上變化，該《志》又稱：「若夫宿衛之士，則謂之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為萬四千人……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由此可知，元代宿衛軍士的數量相當可觀，因之聚集於元大都（今北京）及各行宮之地的蒙古軍及其家眷的數量也不可低估。
元朝佔領中原地區後，最高統治者即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鎮戍制度，派遣蒙古軍士分別駐守天下重鎮。又據《元史·兵志》所載，關於元初對天下屯戍之地的規劃與確定，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後。如「（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定軍民異屬之制，及蒙古軍屯戍之地。」（按這應是元朝鎮戍制度形成的標誌）「士卒以萬戶為率，擇可屯之地屯之，諸蒙古軍士，散處南北及還各奧魯者，亦皆收聚。令四萬戶所領之眾屯河北，阿術二萬戶屯河南。」
第二階段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攻克江南地區後。如樞密院大臣曾指出：「自至元十九年，世祖命知地理省院官共議，於瀕海沿江六十三處安置軍馬。」
關於元朝軍隊屯戍的地理分布特徵，《元史·兵志》又載云：「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上述記載應來自《元文類》卷四一所引《屯戍》條：
國初征伐，駐兵不常其地，視山川險易、事機變化而位置之，前卻進退無定製。及天下平，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如和林、雲南、回回、畏吾兒、河西、遼東、揚州之類——原注），而以蒙古軍屯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漢軍、探馬赤軍戍淮、江之南，以盡南海，而新附軍亦間廁焉。蒙古軍即營以家，余軍歲時踐更，皆有成法。獨南三行省（應指河南江北行省、江浙行省及湖廣行省）不時請移彼置此，樞密院必以為初下南時，世祖命伯顏、阿術、阿塔海、阿里海牙、阿刺罕與月兒魯孛羅輩所議定六十三處兵也，不可妄動，奏卻之。此其概也。
依據《元史》、《元文類》的上述記載，蒙古軍士與探馬赤軍的屯戍地主要集中於河洛與山東之地，而漢軍與新附軍鎮戍南方地區。而與其他史料參證，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全面的，其實蒙古軍士的鎮戍之地相當廣泛，遍佈於全國各地，與探馬赤軍、漢軍等共同形成了幾大重要的屯戍區域。現謹將《元史·兵志》所記錄的重要屯戍區域臚列如下：
1.燕京周邊地區（即所謂「燕京近地」）。元朝中書省管轄山東、山西以及河北之地，號稱「腹里」，那麼，大都（今北京市）附近更是咽喉之地，重中之重了。如中統元年（1260年）十一月，命右三部尚書怯烈門、平章政事趙璧領蒙古、漢軍，於燕京近地屯駐；平章塔察兒領武衛軍一萬人，屯駐北山。復命怯烈門為大都督，管領諸軍勾當，分達達軍為兩路，一赴宣德、德興。一赴興州。後復以興州達達軍合入德興、宣德。
2.陝西行省。元中統三年（1262年），始建陝西四川行省，治於京兆（今西安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四川單獨設省。為了加強行省所在地的軍事力量，陝西行省官員曾要求將駐紮於鳳翔的蒙古軍都萬戶府遷往行省治所。如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陝西行省官員建言：「奉元（今陝西西安市）建立行省、行台，別無軍府，唯有蒙古軍都萬戶府，遠在鳳翔（今陝西鳳翔）置司，相離三百五十里，緩急難用。乞移都萬戶府於奉元置司，軍民兩便。」然而陝西都萬戶府則表示反對：「自大德三年命移民酌中安置，經今三十餘年，鳳翔離大都、土番、甘肅俱各三千里，地面酌中，不移為便。」樞密院官員贊同後者的意見，理由是：「陝西舊例，未嘗提調兵馬，況鳳翔置司三十餘年，不宜移動。」
3.湖廣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軍攻克湖廣各郡縣後，即於鄂州（今武漢市）立荊湖等路行中書省，稱為「鄂州行省」。到至元十四年，又於潭州（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