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徹哀吟獨倚樓，
碧天無際思悠悠。
誰知儘是中原恨，
吹到東南第一州。
——〔元〕梁棟《登鎮海樓聞角聲賦》
北宋一代才子柳永有一首《望海潮》詞，歷來被譽為刻畫錢塘（今杭州市）風景的上佳之作。該詞的首句便是：「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如果稍許了觧一下江南發展史，便可明白柳永在這首詞中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因為說「錢塘自古繁華」，實在是言過其實。且不說先秦時期江浙一帶為「斷髮文身」的荊蠻之民所佔，就是至六朝時期，錢塘還遠不能與建鄴、江陵等南方著名都城相媲美。
錢塘城市馳名海內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五代十國時期錢鏐等人的苦心經營。在唐末五代的激烈動蕩之後，金陵（今南京）等江南大都會遭受嚴重破壞，平穩發展的杭州遂成為「東南第一州」。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對這一變化進行了較全面的說明：「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乃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凄愴。獨錢塘自五代時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泊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宋仁宗就有這樣的詩句：
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
剖符宣政化，持槖輟才流。
暫出論思列，遙分宵旰憂。
循良勤撫俗，來暮聽歡謳。
靖康南渡後，以杭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文化發展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南宋大理學家朱熹指出：「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作為行在所（臨時首都）的臨安更是人才濟濟之區，「中朝人物悉會於行在」。衣冠人物而外，大批北方普通士民又避難入居杭州。南宋朝廷為安置這些中下層士民，特地在江河碼頭等交通要地設立接待處，當時臨安城內外這類接待處多達二十餘個。又因為接待處多設於佛寺之中，當時人因此稱為接待寺。臨安最大的接待寺是今湖墅夾城巷附近的妙行寺。該寺地處運河碼頭，外來士民投奔者最多。南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卷一三指出：
……蓋因南渡以來，杭為行都，二百餘年，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於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
南宋大詩人陸遊在《老學庵筆記》卷八中稱：「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這句話準確地道出了南渡初期杭州城內移民構成的特徵。就遷入杭州的外來移民而言，人數最多又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來自故都（即汴梁，今河南開封市）人。高宗南逃之初，杭州城屢遭破壞，人口凋零，十存二三。可以說，南宋杭州城是在外來移民的推動下復興的，而大批汴梁移民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杭州城城市文化風貌的特徵。
汴梁城市生活的靡爛奢華，是相當出名的。對此，趙氏皇族的奢侈行為難辭其咎。宋徽宗時期的「花石綱」行動最為臭名昭著，害得無數平民傾家蕩產，天下怨聲載道。在皇族成員的引導下，貴族官僚驕奢淫逸，揮霍成風。北宋大史學家司馬光曾在《論財利疏》中對此提出強烈批評：「……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厭常而好新，月異而歲殊。」
定都臨安後，以趙構、秦檜為首的南宋君臣無復北還之思，醉心於西湖畔迷人的山水之中，大肆修建宮室、園林、豪宅，豪華奢侈程度比之汴梁，有過之而無不及。現代學者通過細緻考察後指出：「西湖綠水黛水之間，『一色樓台三十里』，御園、王府，大小園囿不知其數；城內南北十餘里，貴宅、宦居、幽園、雅舍亦不下百餘處。南宋臨安園林，數量之多甲於天下，而奢侈之風，亦不亞於汴京。」據《夢梁錄》、《都城紀勝》諸書的記載，南宋杭州城中數飲食業與娛樂業中「汴梁遺風」最為顯著。如《都城紀勝》稱：「都城食店，多是舊京師人開張，如羊飯店兼賣酒。」又「南食店謂之南食，川飯分茶。蓋因京師開此店，以備南人不服北食者，今既在南，則其名誤矣。」仔細琢磨，杭州城內「南食店」的出現，也不完全是「照搬照抄」導致的錯誤。如果杭州城內遍布汴梁人開設的北方風味的飯館，自然有必要標明專供南方口味食物的「南食店」。《夢梁錄》卷一六也云：「杭城食店，多是效學京師人，開張亦效御廚體式，貴官家品件。」又「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
應該指出：杭州城內的「汴梁遺風」的熾烈，不僅在於大批汴梁移民的到來，還在於人們的刻意營造。不僅飯館如此，當時杭州城內各式商店都竭力「效學汴京氣象」（即模仿汴梁城的特色），理由很簡單，當時杭州城內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大都來自汴梁，飯館的汴梁風貌這些移民有如「賓至如歸」的親切感，自然會頻繁光顧，生意紅火。再加上高宗趙構及後宮人員，經常傳喚街上貨販，因而，所有商家不敢苟且行事，特別講究商品質量。否則，生意成敗事小，沖犯「天顏」就會大禍臨頭。《雞肋編》卷中還提到：為了讓皇室舒適地度過南方炎熱的夏天，杭州城內特地引進北方窖藏技術，以提供消暑的冰塊，「皆如京師（即汴梁）之法。」
杭州城中最搶眼喧鬧的娛樂場所是「瓦舍」，同樣是北方移民從汴梁城移入的。「瓦舍」起源於何時，已無法考定，但在汴梁城中非常盛行，燈紅酒綠，妓女成群，既是文人墨客放浪形骸之處，也是富家子弟流連忘返的好地方。南渡之初，杭州城駐守大批北方籍軍士，思鄉情切，又百無聊賴。為避免這些軍士無事生非，擾亂社會治安，在一些將領的主持下，杭州城內外創立多處瓦舍，招集妓樂，成為軍卒們閑暇娛樂的場所。後來，瓦捨生意紅火，數量急劇增加，富家子弟成為頻繁光顧的主客，揮金似土，逸樂無度。如《夢梁錄》卷一九《瓦舍》稱：「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盪游，破壞尤甚於汴都也。」
其實，當時杭州城內，盪游揮霍的遠不止於「貴家子弟郎君」。古語云：「心安即為家」。在上層統治者苟且偷安，屈辱求和的思想引導下，除少數稍有良知的人士外，大多數王公貴族、達官顯宦早已不再有「收復神州」的念頭，更把被擄北遷的徽、欽二帝拋在了腦後，抱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條，在醉生夢死中消磨光陰。南宋詞家文及翁《賀新涼（郎）》一詞曾無奈而辛酸地吟道：「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石盡，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南宋學者周密也在《武林舊事·西湖游幸》中講到：當時杭州城內「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痴兒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縻（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為過也。」因此，杭州城內就出現了這樣耳熟能詳的諷刺詩：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與那些醉心於江南美景與聲色享受的權貴們有霄壤之別，一批有良知重感情的文人士大夫卻為思鄉之苦所煎熬。他們把最深切的感情都傾注到了詩詞創作之中，從而將這一體裁的藝術成就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兩座登峰造極的偉大豐碑。就宋詞而言，南宋在詞曲創作上的整體成就，要超過北宋。現代學者胡云翼先生指出：
詞至南宋發展到了高峰。向來人們都認為宋朝是詞的輝煌燦爛的黃金時代，如果把這話說確切一點，這光榮稱號應歸之於南宋前期。這時期愛國主義詞作突出地反映了時代的主要矛盾——複雜的民族矛盾，放射出無限的光芒。清初朱彝尊在《詞綜·發凡》里曾經把南宋詞提得很高，他說：「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始極其變。」
「靖康南渡」是北宋與南宋的分界點，這場大規模南遷運動，也是一場震撼力巨大的社會劇變，它影響到當時的絕大部分漢族人士，包括大批才華橫溢的文人墨客。南渡是他們生命歷程中的刻骨銘心的經歷，完全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軌跡。南渡之後，以趙構、秦檜為首的南宋執政者被女真人的攻勢嚇破了膽，完全不理被擄的徽、欽二帝，滿足於東南一隅的偏安。面對被女真人侵奪的故國河山，無數富有愛國熱情的人士滿腔悲憤，扼腕嘆息，用詩詞來渲泄積鬱心中的亡國之痛、思鄉之情。「靖康南渡」對宋詞創作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就外在表現而言，主要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是許多知名詞人改變了自己以往的創作風格，創作了一批直接反映家國之痛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