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昔靖康亂，謀國何草草？
堂堂宋諸良，唯唯遵和好。
甘心拜仇敵，所以至絕島……
——〔明〕鄭善夫《故太傅於公謙》詩
古今研究者都喜歡將西晉末年的「永嘉喪亂」與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亂」相比較。細心的研究者發現兩者之間很大的不同。因為在「靖康之亂」之前，北宋王朝並沒出現象晉惠帝那樣愚弱無力的皇帝，沒有陷入像「八王之亂」無法收拾的混亂局面，更沒有全國陷入百年難遇的災荒困境。
但是，「永嘉喪亂」與「靖康之亂」在諸多方面還是有著十分明顯的相似之處，首先，這兩次罕見的大動亂，都分別將一個漢族王朝腰斬為兩截，前者終結了西晉王朝的歷史，後者則宣告了北宋王朝的覆滅；其次，兩次大動亂都引發了所謂「南渡」，即王朝皇室與國都的南遷。前者促成了東晉王朝在金陵的建立，後者造就了南宋王朝在杭州的誕生。其三，古代的學者通常將「靖康之亂」的根源歸咎於北宋末代皇帝徽宗趙佶（音吉）的驕奢淫逸、昏庸無道與大批奸臣當道誤國。當時，北宋朝廷的混亂局面與西晉末年頗有幾分相似之處。如當時朝臣抨擊權宦蔡京等人誤國的罪行時指出：
（蔡京、童貫等人）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眥，怨氣充塞，上干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攜離，上下觧體。於是敵人乘間，鼓行而南，如入無人之境矣。
看來，北宋末年的情況也印證了這樣的道理：「堡壘的瓦解往往先是從內部開始的。」現代研究者則更多地考慮到北宋軍政體制失當所造成的「積貧積弱」的局面。也許，逐步走向衰亡，是歷代封建王朝無法逃亡的宿命，崇尚「文治」的北宋似乎更早更快地印證了這一點。「靖康之亂」的直接原因是女真人的武裝入侵。對於女真人的迅速崛起，漢族人士表現出極大的驚恐：
自古戎狄之興，未有若女真之速，遼東、遼西已為奄有，前年（1120年）取上京，今年（1122年）取中京，遂破雲中，如摧枯拉朽。所在肝腦塗地，腥聞於天！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女真大軍在攻滅遼國後，很快向北宋重鎮太原、燕山等地發起進攻。宋朝君臣長期沉湎於歌舞昇平之中，軍隊毫無鬥志，臨陣輒潰不成軍，眾多城池接連失陷。以山西為例，宋朝軍隊在晉中一帶慘敗後，當地士民大為恐慌。「於是汾州、威勝、隆德、晉、絳、澤州民扶攜老幼，渡河南奔者鉅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當年十一月，當金朝進攻澤、潞地區（今晉東南）時，官吏首先棄城逃竄，「於是士庶攜老提幼，適汝、潁、襄、鄧者逃避者莫知其數。」山西籍僧人宗印曾撰詩描述當時大逃難的情形，其中有句云：
七十老僧西復東，鄉關在望念飄篷。
大遼半歲九分盡，全晉一年千里空……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朝軍隊再次兵分東、西兩路大舉南侵。宋朝各地守軍聞風喪膽，紛紛棄城南逃。當時擁有重兵駐守黎陽的最高軍事指揮官是宦官梁方平，與駐守滑州的宋將何灌相繼棄城而逃，這拉開了靖康大潰敗的序幕。宋人陳均所著《九朝編年備要》卷三〇較為細緻地描述了當時宋軍奔潰的情形：
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瓘（灌）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
對於梁方平、何灌二人的畏敵奔潰，受到了宋朝不少朝臣的強烈譴責：「金人入犯，長驅而南，有大河之險，以為守御，梁方平、何灌各將兵數萬，不為夾河固守之計，無故退師，使敵馳騎，直抵城闕。」宋朝軍隊的一潰千里，甚至遭到了金朝軍士們的嘲笑：
（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達呼布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己巳，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絶，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取滑州。
很顯然，金朝軍隊是在無人防守的狀況下，輕鬆地渡過了黃河，十分順利地進圍京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市）。「養兵千日」的結果竟換來如此的將領、如此的兵士，大宋王朝必定是在劫難逃。時至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宋朝歷史上最恥辱的一幕發生了，金軍攻陷首都開封，徽、欽二帝被俘。據《靖康遺史》記載，金朝將領大擺宴席，歡慶勝利，開封城內的倡優們在彈唱詞中也表達了對宋朝軍隊畏敵潰逃行徑的齒冷：
七將渡河，潰百萬之禁旅；
八人登壘，摧千仞之堅城。
將士如此，朝臣也是一樣。「靖康之亂」後的南遷運動，首先是由大批官員的逃亡為前奏，這也是「靖康南渡」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特徵。後據當時朝臣檢舉，大臣蔡京、蔡攸、何㬇等人很早就將家眷偷運出京，作好了向東南地區逃避的準備，未戰先逃，這種惡劣行徑的影響應該說是相當惡劣的：
竊見往者，初報金人入境，（何）㬇首除發運使，其實護送蔡京、蔡攸家屬盡往東南，故京、攸一門㬇與之家，中外千餘人，無一在京師者。至於京、攸門下之士棄官而逃者甚眾，其後，公卿士夫各遣家出京城，十室九空，實自㬇首為此計，以誤之也。跡其罪狀，誠不可貸。
在官僚家族「十室九空」的狀況下，拱衛京都便成了昏庸的趙氏皇族們一廂情願的想法了。靖康二年五月，宋高宗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並有意重整旗鼓，但大多數宋朝官員已被女真人兇狠的屠戮嚇破了膽，人心渙散，不顧朝廷大計與百姓安危，爭先恐後地舉家南遷，顯示出可鄙又可憐的嘴臉。
（值此危難之秋）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眾。乞去，則必以東南為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為辭；沿流以自便者，相望於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候告下，挈家而遠遁。
宋朝史著《中興大事記》的作者也對北宋朝臣或不戰而降，或臨陣脫逃的卑劣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抨擊：
祖宗百年廉恥禮義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寧以來，群小相師，滅理窮欲，六十年，士大夫沈酣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敗衂迎降，而皆不知以為恥；棄君叛父，奉敵稱臣，而皆不知以為辱也。
在這種情況下，高宗也喪失了固守中州的信心，先遷住揚州。在金朝軍隊南下的威脅下，又一路奔逃，先渡過長江，再渡過錢塘江，直到遁至海上。金朝軍隊乘勝追擊，戰火燃遍大江兩岸，在建康（今南京市）、平江（今蘇州市）等地上演屠城慘劇，最後甚至燒毀杭州城。由此，宋朝的大半壁江山慘遭塗炭。北方百姓慘遭屠戮，人心驚駭。因此，「靖康之亂」猶如平地捲起的狂飆，無情地將北部中國毫無準備的漢族士民捲入南逃的大潮。
賊（指女真軍隊）之來，雖少有鈔掠，而不殺害人民。比去，所過皆殘破。其所得漢人並削髮，使控馬荷擔，得婦人好者掠去，老婦者殺之。自京師至黃河數百裡間，井裡蕭然，無復煙爨，屍骸之屬，不可勝數。
高宗趙構曾在《罪己詔》中沉痛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況：「……敵師深入，直抵淮甸，倉卒之間，匹馬南渡，至使衣冠陷沒，井邑邱墟，老稚啼號，遺骸枕藉……」經過反覆斟酌，趙構等人最終將行在所（即臨時首都）定於臨安（今杭州市），很快這一地區成為移民輻湊之地。以江浙為中心的東南地區是南宋初年接納北方移民最多的遷入地。「是時，西北衣冠與百姓奔赴東南者，絡繹於道路。」民眾南遷浪潮可謂一浪高過一浪。《宋史·食貨志》載：「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
我們不難發現，就遷入地域而言，與以往大遷徙相比，靖康南渡時期移民的遷入地有了較大幅度的擴展，南宋人庄綽所著《雞肋編》也記云：「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等地），西北流寓之人遍滿。」也就是說，在當時，今天的江蘇、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廣東等地區都有大批來自北方的移民入居。
據研究者分析，經過大規模南遷之後，北方地區的戶口數量大為減少，前後對比，估計減少了300百萬戶，按每戶5口計算，則北方地區銳減了至少1500萬人，即使計其半數作為南遷移民的話，在「靖康之亂」後的遷徙運動中，應有七、八百萬人進入了南方各地。就遷徙路線而言，「靖康之亂」後漢民南遷主要分為東線、中線、西線三條主要路線。東線主要是指連接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的大運河。在北宋時期，這條大運河已是首都開封地區與東南地區之間的主要交通路線。「靖康之亂」爆發後，大運河一線竟成為南渡最重要的走廊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