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
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
存者無消息，死者委塵泥……
——〔唐〕杜甫《無家別》
唐明皇（玄宗）李隆基在位的開元年間，是李唐王朝發展的鼎盛時期，「詩聖」杜甫曾作「憶昔」詩回憶當時的盛況，這些描述也成為後世人心目中的「盛唐景象」：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但是，無論如何，維繫一個幅員遼闊，民族構成複雜的宏大帝國，始終潛伏著巨大的風險。開元之後的天寶末年，唐明皇寵信的蕃將安祿山與史思明突然發動了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是千千萬萬無辜平民的又一場大劫難。與「安史之亂」前的盛況相比，「安史之亂」後的唐朝國內可謂支離破碎，風光不再。然而，想要了解「安史之亂」的真正起因，離不開民族大遷徙的社會歷史背景分析。
唐朝初年置營州都護府在柳城（今遼寧朝陽市），主要功能就是為了控制與震懾東北緣邊地區的契丹與奚兩族（時稱「兩蕃」）。武則天在位時，「兩蕃」反抗唐朝統治，迫使營州內遷到幽州漁陽（今北京市）。唐玄宗即位後，契丹與奚族歸降，營州又遷回柳城。安祿山與史思明，這兩大叛軍主帥，無疑是唐朝最臭名昭著的蕃將了，具有極其相近的民族文化背景與生活閱歷。作為內遷民族的後裔，他們均通曉多種民族語言，熟悉各邊疆民族的風俗習慣。在蓄謀叛亂之時，安祿山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道節度使，有意識地利用自己在這方面的優勢擴充實力。如為了增加軍事實力，安祿山特別注重收攬各族將士，大大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如他豢養各族壯士八千人為其義子，恩威並施，手下精兵，天下無敵。
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尉（同慰）撫，皆釋俘囚為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
安祿山於天寶十四載（755年）於范陽（今北京市）發動叛亂，揮師南下，因叛軍中精兵強將均來自少數民族，故當時的人們習慣稱叛軍為「逆胡」、「羯胡」或「胡賊」。叛亂初發之時，生長於昇平盛世的億萬百姓不識干戈，各地駐防將領與士卒不習戰備，叛軍勢如破竹，長驅南下。在攻取東都洛陽之後，矛頭直指唐王朝的心臟——西京長安。曾經英武睿智的唐玄宗匆匆奔往四川避難，叛軍最終攻陷了長安。這場突如其來的動亂引起了北部中國的劇烈動蕩。
叛軍所過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種種暴行駭人聽聞。刀矢相加，屍橫遍野。唐朝軍隊屢遭敗績，助長了叛軍的囂張氣焰，各地士民失魂落魄，倉皇外奔。
屬逆胡（即安史叛軍）搆亂，凶虐滔天……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兩宮出居，萬國波盪，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
面對屠掠的威脅，大多數士民慌不擇路，逃難的方向並不一致。如於邵《河南於氏家譜後序》云：「洎天寶末，幽寇叛亂，今三十七年。頃屬中原失守，族類逃難，不南馳吳越，則北走沙朔，或轉死溝壑，其誰與知；或因兵禍縱橫，吊魂無所；或道路阻塞，不由我歸；或田園淹沒，無可回顧。」有幸逃生的人們向淮河以南地區遷移者最多。如兩湖地區，《舊唐書·地理志》載：「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相比之下，江浙一帶接收北方移民最多。「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大詩人李白在《永王東巡歌》中吟道：
三川北虜亂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東山謝安石，
為君談笑靜胡沙。
時人顧況指出：「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吳為人海。」《舊唐書·權德輿傳》也稱：「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正鑒於此，「安史之亂」後的漢民大遷徙，又被現代學者認為可與西晉末年的「永嘉南渡」、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並列，也是一次規模巨大的漢民南遷運動。
唐朝是詩歌極盛的時代，一些身歷喪亂的詩人用泣血的詩句描繪了目睹的慘況，為我們真切地展示了當時逃徙士民的辛酸處境。如杜甫《哀江頭》詩云：
……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
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在這場災難中，受創最深的地區首推河北、河南及關中。如洛陽一帶為唐軍與叛軍爭奪最劇烈的區域之一，百姓生命財產的損失也最為慘重。名將郭子儀曾指出：「夫以東周（即洛陽）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然而，我們也看到，慘烈的「安史之亂」並沒有徹底摧毀大唐王朝，在另外一些忠實於唐朝的「蕃兵蕃將」以及回紇人的幫助下，唐朝軍隊最終收復了首都長安，平定了叛亂。
「安史之亂」後的大遷徙，與「永嘉南渡」及「靖康南渡」的一個最大的差異，便是這場大遷徙沒有導致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大轉移，長安城依然是唐朝國都。但是，這種光復成功不可能讓遠徙的人們全部返回殘破的故里，正所謂「亂定幾人歸本土」？連肅宗在詔書中都承認：
又緣頃經逆亂，中夏不寧，士子之流，多投江外。或扶老攜幼，久寓他鄉；或失職無儲，難歸京邑。眷言憫念，實惻予懷……
連榮利所系之京師尚且難以歸返，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再加之「安史之亂」後，河北藩鎮飛揚跋扈，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雙方之間戰事不絕，廣大移民自然不願涉足於是非之地，而甘心定居在流寓之地了。
大批北方漢民的南遷，對於北部中國民族構成與民族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突出的影響。因為與大批漢人倉皇南奔的狀況密切相關，唐朝中期以後河北藩鎮的「胡化」趨勢同樣十分突出，很早引起了眾多研究者的關注。在「安史之亂」後，河北地區宛若一個「獨立國」，完全不受唐朝中央政府的轄制，如《新唐書·藩鎮列傳序》評云：
安（祿山）、史（思明）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
河北地區的藩鎮擁有十分獨立的軍政與民政大權，飛揚跋扈，主帥去世後，或子孫世襲，或由其副帥繼承及將士推舉，境內州縣官吏自署，賦稅不上交，如同脫離「王土（即唐朝疆界）」一般。唐朝官府往往束手無策，聽之任之。現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曾對唐代河北藩鎮的「胡化」問題進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他精闢地指出：
唐代中國疆土之內，自安史亂後，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集團，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根據陳先生的考定，河北藩鎮地區的「胡化」傾向，直接來源於前期周邊民族的內遷，而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在原有內遷的「蕃兵蕃將」的基礎上，「安史之亂」造成的北方大批漢民的南遷，無疑為唐朝後期河北藩鎮「胡化」問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安史之亂」被平定之後，唐朝政府為了安撫歸降的叛將，以高官厚祿加以封賞，讓其繼續握有重權，鎮守河北諸地，也就成為日後河北藩鎮的主帥。這些藩鎮的主帥及其後繼者的文化背景，往往與安祿山、史思明二位極為相似，或有異族血統，或長期生活於蕃族聚居地區，在異族文化環境薰染下成長起來。
魏博藩鎮（治今河北大名）的第一任節度使田承嗣為平州盧龍（治今北京市）人。開元年間即隸屬於安祿山麾下，直接參与了叛亂，並充當前鋒大將。安祿山死後，田承嗣又投奔於史思明，繼續為其效力。唐代宗為分化叛軍，高官厚祿招誘叛將，田承嗣因之被任命為魏博節度使。長慶年間的魏博節度使史憲誠為內徙的奚人後裔。
盧龍（即幽州，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