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考察這場規模空前的大移民時，不難發現，在那樣動蕩的年代裡，遷移的最終完成，是相當困難的。東晉初建之時，其正統地位的確認還有待時日，況且，路途遙遙，險阻叢生，喪亂離家的逃難者一時根本看不到未來的希望與寄託。苦惱、彷徨、迷茫，成為西晉與東晉王朝交替之時的時代特徵，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大批的逃難者在痛苦的彷徨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構建塢壁，步步為營，也是「永嘉南渡」中一個獨具特色的遷移景觀。塢壁，又被稱為保（堡）固，在我們今天的人們看來是相當陌生的，但在東漢以至南北朝時期，卻是遍布華夏大地的一種聚落形式。南宋學者陳傅良在《歷代兵制》一書中曾對塢壁形成的背景作了十分精闢的評述：
惠帝之初，戍兵四齣，天下遂大亂矣。繼以五代之擾，所在牧守弱者棄地，強者稱盟，民間豪傑亦各推塢主，以宼抄為事，而富家大姓多藏戶口，以為私附（見《劉遐傳》）。京師以羽檄征天下兵卒，無至者。於是義兵紛然，大者兼為方鎮，小者聚為塢壁。元帝南渡，依以立國；祖逖北討，藉以為重，因而撫之，未暇更定。往往授以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或兼王者，各自為將，而江東徵調，不出三吳（劉、沈諸傳）……
塢壁與塢主的出現，顯然是大動亂時代軍政組織的一種特殊形態。大批塢主出於民間推舉，始以自衛為主，後亦不免恃強凌弱，侵掠無辜平民。在混亂的年代，大批塢主一時看不到可以依賴的強勢政權，因而往往在南北政權間彷徨猶疑，也成為各種政治力量爭取拉攏的對象。
平陽人李矩大概是兩晉之交喪亂時期最著名且最富傳奇色彩的一位塢主了。李矩曾因在平定氐族首領齊萬年反叛事件中立下奇功，被封為東明亭侯，並受命擔任平陽郡都護，在當地民眾中擁有較高聲望。南匈奴首領劉淵進攻平陽時，當地鄉民推舉李塢為塢主，率領鄉親奮起自衛，且逐步南遷進入河南地區。先屯守於滎陽，後又遷至新鄭。李矩頗負英雄氣概，不象其他晉朝官員那樣在大亂之中魂飛魄散，一走了之，而是志在立功自效。他同部分留守北方的晉朝官員一起營護落難百姓，抵禦盜賊侵擾，有效地遏制了漢趙國、後趙等北方割據政權的南侵勢頭。他本人也多次受到東晉朝廷陞官晉爵的獎賞。但終因四面楚歌，寡不敵眾，死在南下途中。
河內郡懷縣人郭默也是一位頗具聲望的塢主，因驍勇善戰而成為李矩的得力盟友，但他有不少「混世魔王」式的劣行。在「永嘉之亂」中，督將出身的郭默自立為塢主，乘人之危，干起了抄掠過客的勾當，積累起巨額財富。最後，在情勢危急的狀況下，他竟然捨棄李矩而去，單騎南遁。到了建康之後，這位逃亡將領還得到重用。不過，善惡終有報，此後不數年，郭默也被部將出賣，死於非命。
河南地區是北方地區塢壁最為集中的區域，不少塢主盤踞於此。除李矩、郭默外，據《晉書·桓宣傳》稱，「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眾數千人。」為了充分利用這些力量，司馬睿委派桓宣為使者，規勸張平、樊雅歸順。張平、樊雅等人歸順後，司馬睿加封他們四品將軍，率領所部人馬，「使扞禦北方」，即主要與北方割據勢力對抗。
廣平易陽人劉遐也是一位驍勇的塢主，天下大亂，劉遐被推為塢主，親率壯士衝鋒陷陣，當地將他與三國名將關羽、張飛相比。同鄉邵續為冀州刺史，深所倚重，「壁於河、濟之間」，盜賊聞風而遁。劉遐後歸順東晉節度，元帝司馬睿封他為龍驤將軍。又據《晉書·劉遐傳》，當時，沛縣人周堅與周默也因天下淆亂，自立為塢主，但以寇抄為事，不服東晉管轄。劉遐等人奉命討伐，周堅等兵敗北逃。
總體而言，「永嘉喪亂」實為一場毫無統一組織與管理的、自發性的「大逃亡」式的遷徙運動。對於絕大部分中下層平民而言，他們逃離家園的目的就在於避難，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並沒有十分明確的遷移目標。或者可以說，他們往往是在四處遷移途中尋找最終的目的地。因此，大部分移民都是從所謂「流人」轉化而來。漫漫長途，艱辛備嘗。為了抵禦外來侵害，為了自保自救，成千上萬的流人們往往組織起來，形成了聲勢可觀的流人集團。在流人集團中，最著名的就要數「乞活」了。「乞活」的出現，與晉末并州地區出現的大災荒有著直接的關係。「乞活」集團的主體都是當初跟隨并州刺史司馬騰遷往河北地區的山西部眾，數量多達2萬戶。之後輾轉北方各地，被現代著名學周一良先生稱為「流民之中團結最堅、活動地域最廣、歷時最久者」。
在中國移民史上，「僑置郡縣」是「永嘉南渡」之後最有代表性的安置方式。「僑」者，客也，寄也，簡言之，僑置郡縣就是將北方的郡縣名稱移殖在遷居的南方地區，如《宋書·志序》云：
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遷江外，幽、並、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荊、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雁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托，邦名邑號，難或詳書。
僑置郡縣出現的歷史背景是相當複雜的：
首先，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大批北方移民在江南地區聚集，最難割捨的是那些濃郁的故土情懷，因此，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採取了最直接的方式，保持自己原來的籍貫以標識自己的移民身份，同時寄託深深的故園之思，以及不忘祖籍，重返故土的願望。
其次，前面已提到，北方世家大族在移民中佔有可觀的比重。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世家大族勢力發展的鼎盛時期，世家大族大都擁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經濟實力。而這些世家大族盤根錯節，聚族而居，往往與一定的地域單位相連接，如琅邪臨沂王氏、太原晉陽王氏、高平金鄉郗氏、河東安邑衛氏、琅邪陽都諸葛氏等等。這種特定的地域單位，即所謂「郡望」，都是其勢力及優越地位的依託。在倉皇南奔之後，這些世族成員也不肯放棄這種優越的標誌，希望能夠保持家族的實力與優勢，僑置郡縣應運而生。這些南遷的世家大族也是僑置郡縣產生與維繫的根源之一。
其三，僑置郡縣也是東晉王朝招誘北方人民南下，以增強國力的一個重要手段。「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沒有民眾擁戴與支持的政府，不過是一個「空殼」而已，為了鼓勵北方百姓南下，並儘快安定下來，東晉官府一度積極在緣邊地區建立僑置郡縣，這樣，郡望、同鄉、骨肉彼此相互招引，促使北方及南方地區漂泊的移民迅速在僑置郡縣中集合起來。應該說，僑置郡縣的建立，對於東晉王朝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不難想見，僑置郡縣帶來的人戶與土地管理方面的困難是相當巨大的。如「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僑置郡縣則具有明顯的臨時性與不確定性，懷有重返舊土之預設，因此，僑置郡縣內的人戶被登記為「白籍」，以區別於土著人戶的「黃籍」，而且也不象土著人戶那樣承擔賦役義務。戶籍制度是賦役制度的基礎，而賦役又是國家機器運轉的保障。長此以往，不僅會引發新舊人戶之間的矛盾，也不利於南下民戶實際利益的保障。
為了有效加強對南下移民的管理，東晉及南朝各代官府逐漸推行「土斷」之法，「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所謂「土斷」，簡言之，就是將客籍斷為土著，通過將僑置郡縣省並、割實、改屬、新立等方法，調整、整理了僑置郡縣與土著郡縣之間的矛盾衝突。土斷之後，僑籍與客籍變為土籍，與土著民戶一樣承擔賦役，再沒有土、客之分與「白籍」與「黃籍」之辨，從而從根本上結束了僑置州縣的歷史。
至此，「永嘉南渡」便成為流傳於野老村夫口中的悠悠舊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