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肉相殘的「八王之亂」、北方邊疆少數民族南遷、割據政權風起雲湧、空前慘烈的自然災荒等等，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猶如火山噴發一般，在西晉末年共同釀就了一場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久遠影響的大劫難。這場大劫難不僅斬斷了西晉的歷史，而且使中國南北方社會面貌大為改觀。
《晉書·食貨志》為我們展現了「永嘉喪亂」中極為可怖的慘況：
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東晉人虞預在太興二年（319年）的上書中也回顧了「永嘉喪亂」之慘酷：
大晉受命，於今五十餘載。自元康（晉惠帝年號）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同狄）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
在眾多士大夫眼裡，「永嘉喪亂」之慘烈，可謂盤古開闢天地以來所未見，天崩地裂，也不過如此而已。常言道：「三十六計走為上」。在中原地區烽煙四起，血肉橫流之際，可嘆大批北方無辜百姓無端遭遇如此慘禍，根本無力回天，只好萬般無奈又倉皇失措地逃離自己的家園，向相對平靜的南方地區尋找避難之所，這樣北部中國大地上就出現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南遷大潮。
「惠（帝）、懷（帝）之際，河東先擾。」就外遷地域而言，河東地區（即今天山西省西南部地區）可謂「永嘉喪亂」與「永嘉南渡」的最重要的喪亂策源地與最早的移民遷出地之一。其中原因很簡單，以首領劉淵為首的南匈奴部眾長期生活在今天山西省中北部（即當時的「并州」）境內，勢力最為強盛，在地域上緊毗河東。劉淵首先發難，在西河（今山西呂梁地區）一帶創立政權後，又遷都平陽（今山西臨汾市），將并州及河東地區作為自己的根基之地，因此，并州及河東地區受創最為酷烈，百姓逃亡的情況也最為嚴重。
作為西晉首都所在區域，河南地區理所當然地成為另一個重要的移民遷出地。在西晉京畿洛陽一帶失陷之後，中原士大夫徹底拋棄了固守家園的幻想，南渡之浪潮也由此勢不可擋。《晉書·王導傳》載稱：「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洛陽一帶歷來是達官富紳的淵藪，兵鋒所及，玉石俱焚，駭人聽聞的屠戮事件相繼發生，大批居留在首都及附近地區的顯宦世族慌不擇路地加入了南遷的人流，從而引發了更大規模的逃徙浪潮。
根據現代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的考證，在「永嘉南渡」引發的民族大遷移中，有三條最為重要的南下遷移路線：
一是沿長江支流漢水一線南下，可稱為西線。來自今天陝西、甘肅等西北地區的移民由此南下，進入兩湖及其他南方地區。
二是沿邗溝（即今天南北大運河中段，連接長江與淮河）一線，可稱為東線。來自今天山東及江蘇北部的移民由此南遷鎮江、武進等地。
三是淮河一線，可稱為中線。來自今天河南等地移民由此南遷安徽等地。
「永嘉喪亂」後南遷的北方移民數量相當龐大，準確數量難以計算。而據譚其驤先生的初步估計，截止到劉宋時期，南渡人口累計起來大約有90萬，佔到當時全國總人口的1/6。
在晉朝末年南遷的洪流中，北方世家大族的行動最為引人注目，其中不少世族人士充當了遷徙活動的主要領導者與組織者。這也形成了「永嘉南渡」的一個極為突出的特徵。
河東聞喜（今臨汾聞喜）人郭璞精於卜筮，因此成為兩晉時代聞名朝野的大預言家。出於敏銳的政治嗅覺及對社會矛盾的憂慮，在反覆占驗家鄉命運之後，他得出了令人萬分沮喪的結論：「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因此，他毫不猶豫地與親朋好友數十家，結伴向東南地區遷徙。郭璞一行先遷到廬江（今安徽廬江縣），廬江郡當時還未受到過大侵擾，太守胡孟康並無心南渡長江避難，有意召請郭璞留居下來，但郭璞堅辭不留。果然不出郭璞所料，在他們離開數十天後，廬江即被攻陷。郭璞渡江之後，成為駐守東南的司馬睿的座上高參，為東晉的創建出力不少。
一代豪傑祖逖是南遷大潮中湧現出來的一位英雄。祖逖原籍遒縣（今河北淶水縣），後遷居陽平（今河北館陶），世代顯宦。祖逖生性豪放，輕財行俠，在宗親鄉黨中聲望卓著。後結識劉琨，成為摯友，兩人共同立下拯救天下蒼生之誓言，相約聞雞起舞，刻苦磨鍊才幹。及洛陽失陷之後，祖逖率領親朋鄉親數百家遷至淮泗地區，徒步而行，將自己的車馬讓給同行的老弱之人，與大家同甘共苦，因深孚眾望而被推舉為「行主」，成為徙民集團的領導者。抵達泗口後，司馬睿任用他為徐州刺史，深為倚重。祖逖所領導的徙民集團也在丹徒之京口（今江蘇鎮江市）落下腳來。
褚翜（音煞）也是一位著名的「行主」，他的南遷經歷也有突出的代表性。褚氏本為河南陽翟之望族，褚翜承襲關內侯爵位，並擔任冠軍參軍之職。早在司馬氏諸王相互混戰之時，褚翜就感到大事不妙，棄官逃往幽州，結果不久，河北當地也出現了戰亂苗頭，他只好又逃回河南故里。此時，天下鼎沸，大廈將傾，褚翜毅然決定招集同鄉親朋，南下渡江避難。當他們遷到陽城縣時，洛陽就被劉淵所攻陷，褚翜與滎陽太守郭秀等人以及萬餘難民一度被迫固守在萬氏台，時間長達一年之久。第二年，諸翜率領數千家南遷，結果又遇到寇亂，暫時留居於密縣，直到建興初年，褚翜等人才乘機東渡過江。
太原晉陽王氏也是北方著名世族之一，累世高官，如王渾、王湛等都人均曾身居高位。王承也是較早南遷的世族人士代表。早在永寧初年（301年）晉朝「八王混戰」期間，王承看到混亂難以平息，便避難南遷。渡江名宦王導、衛玠、周顗（音倚）、庾亮等人都是王承提拔起來的門生弟子，被稱譽為「中興第一人」。
「永嘉南渡」宣告了西晉王朝的徹底毀滅，但也促成了東晉王朝的誕生，而大批南渡的世家大族成為支撐東晉王朝大業的中堅力量。
東晉王朝的開國皇帝為司馬睿。司馬睿雖名為司馬氏王族後裔，但是相傳其為司馬覲之妃夏侯氏與府內小吏私通所生，故在皇族中地位卑微，深受冷遇，本無匡複社稷，救民於水火的宏圖大志。沒想到，因禍得福，他在永嘉初年正駐鎮於建鄴（今江蘇南京市），遠離北方喪亂之地，在司馬氏諸王紛紛敗落之後，司馬睿卻羽翼豐滿，一枝獨秀。看到天下大亂，確實有機可乘之時，司馬睿於是接受手下謀士王導的建議，誠心收納各方賢才，標舉聲望，擴充實力。
東晉初期，東南一帶流傳著一句民謠云：「王與馬，共天下。」王，指琅邪臨沂的王氏家族，馬，即東晉皇族司馬氏。對於東晉的創立，來自琅邪臨沂的世族名士王導可謂居功甚偉。司馬睿初來建鄴之時，江南世族人士紀瞻、顧榮等人嫌其名望不高，態度相當冷漠，不願理睬。王導便力勸王敦等北來世族名人一齊為司馬睿助威捧場，在司馬睿出行之時，儀仗威武，聲勢壯觀，使得江南當地世族人士刮目相看。司馬睿任人唯才，不分南北，在安撫南方世族的同時，更注意招徠、優待南下的北方世族人士，其皇族正統地位也由此得到南北人士的公認。司馬睿也盛讚王導的才幹，稱之為「仲父」，比之為西漢開國功臣「蕭何」。在洛陽、長安相繼失陷之後，懷帝與愍帝也先後被擄，死於非命，司馬睿於是在群臣的擁戴下，在建鄴自立，於太興元年（318年）即皇帝位，史稱「東晉」。
東晉的建立，為南奔的北方移民們燃起了新的希望，東晉首都建鄴（今江蘇南京市）及附近地區很快成為當時最重要的遷入區之一。這些南下世族也就成為東晉政權賴以維繫的基礎力量。這是東晉王朝的一大特徵，因此，東晉王朝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可稱為一個「移民王朝」。
建鄴（因避晉愍帝司馬鄴之名諱，後更名為建康）是東晉首都，也是北來世宦家族聚居之地。古都南京的歷史在東晉建立後，也翻開了嶄新而繁盛的一頁。南京號稱「六朝古都」，此前三國時期吳國在此建都，此後，東晉、宋、齊、梁、陳諸王朝也均以建康為首都，共同構建出「南朝」的歷史風雲，王朝更迭的歷史在此頻繁地上演。
歷史上描述南京古都興衰的詩詞數不勝數，不過，最膾炙人口的一首大概還要數唐代大詩人劉禹錫所寫的《烏衣巷》一詩了：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朱雀橋與烏衣巷都是南京古城的著名景點。王家、謝家都是東晉時期建康城中最烜赫的世家大族。北來的同姓大族通常選擇在同一遷入地聚族而居。在崇尚祖先、重視血脈的中國人看來，姓氏，是同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