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禍晉室，四海顛覆，
喪亂之極，開闢未有。
——《晉書·王鑒傳》
永嘉（307～313年），是晉懷帝司馬熾的年號，晉懷帝即位後，晉朝舉國上下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大混亂之中，封建統治秩序呈現出土崩瓦解之態勢，史稱「永嘉喪亂」。而在事實上，西晉末年的混亂並非起始於永嘉初年，其禍因肇始於晉惠帝司馬衷在位期間爆發的「八王之亂」。
平定蜀國與吳國之後，在晉武帝司馬炎在位期間，西晉國內一度出現一統天下的鼎盛局面，但好景不長。永熙元年（290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後，次子司馬衷繼位，是為惠帝。司馬衷智力平庸，毫無理政之才，形同傀儡，朝野間貨賄公行，綱紀紊亂。因此，野心勃勃的賈皇后、楊太后之父（太傅）楊峻及握有軍政實權的司馬氏親王們為爭奪朝政大權展開了殊死的鬥爭，勢同水火，進而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血腥廝殺。永平元年（291年），賈皇后首先發難，藉助楚王司馬瑋、淮南王司馬允等人的力量，誅殺太傅楊峻等人，廢黜楊太后，獨攬朝政。後為削弱司馬氏親王的勢力，賈后又設計處死了汝南王司馬亮與楚王司馬瑋。永康元年（300年），趙王司馬倫、梁王司馬肜等人進京，廢除並誅殺了賈后及其死黨。一時得勢的司馬倫得寸進尺，甚至廢掉司馬衷，自立為帝，結果引起其他司馬氏親王的強烈反對。各鎮一方的司馬氏親王們自恃兵精馬壯，一同舉兵向京，中原大地頓成腥風血雨的世界。
「八王之亂」持續長達十餘年，完全摧毀了西晉王朝正常的統治秩序。天下洶洶，國無寧日。直到光熙元年（306年），晉惠帝司馬衷最終被毒死，懷帝司馬熾即位，「八王之亂」才接近尾聲，而此時已是全國性大災難——「永嘉喪亂」全面爆發的前夜。
「永嘉南渡」的另一個重要歷史背景是自東漢以來北方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大舉內遷。東漢以後，大量周邊民族向中原地區內遷，越過長城，入居於中國北方各地。其中南匈奴族眾入居并州（今山西中北部），氐族人、羌族人進入關隴（今陝西、甘肅、寧夏等地），烏桓與鮮卑進入幽、冀（今河北）地區。四邊少數民族的內遷，原本可以讓漢族統治者感覺「四海賓服」的榮耀，但民族混居不可避免地讓北部中國的社會問題趨於複雜化。曠日持久的「八王之亂」不僅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晉王朝的統治基礎，更使中原地區已然相當緊張的民族矛盾與衝突上升為整個社會矛盾中較為核心的部分。在天下惶惶，四海混亂的情況下，擁有實力的各族首領均不甘寂寞，更不願任人宰割，成為皇權混戰中的犧牲品，於是，他們迫不及待地揭竿而起，起兵反晉，加入了逐鹿中原的鬥爭，並紛紛在各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權，苟延殘喘的西晉王朝由此四分五裂，混戰之勢頭愈演愈烈。帶有民族偏見的封建士大夫由此將「永嘉喪亂」的原因很不恰當地歸結為「五胡（匈奴、鮮卑）亂華」。如：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在上黨（今山西晉東南地區）反叛，攻殺官吏。
六年（296年），秦、雍氐、羌人群起反叛，推舉齊萬年為帥。
永寧元年（301年），巴蜀流人李特率眾反叛，自號大將軍，後攻陷成都（今成都市）等重鎮。
永安元年（304年），「十六國」時代出現的最早的少數民族政權——劉淵漢國於在山西境內建立，正式吹響了向西晉王朝挑戰的號角。
造成「永嘉喪亂」與「永嘉南渡」空前慘烈的第三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北方各地發生的嚴重的自然災害。永嘉三年（309年），全國大旱，長江、漢水、黃河、洛水等重要的河流均瀕於枯竭，常人徒步可涉，其淺可知，更不要說那些流量有限的支流。永嘉四年（310年），幽、並、冀、秦、雍等六州（包括今天河北、山西、陝西等省）發生嚴重蝗災，蝗蟲飛起，遮天蔽日；蝗群飛過，草木皆被吃光，連牛、馬等牲畜的體毛也不能倖免。農業作物更是面臨滅頂之厄。旱災與蝗災徹底摧毀了北方各地的糧食生產，大饑饉接踵而至。「凡人七日不食則死」，那些不想坐以待斃的人們只好走上外出求食之路，而路途遙遙，求食多艱，更多的人倒在了求食途中。史稱：當時「白骨蔽野，百無一存」，對於整個社會的生存都構成了極其嚴重的威脅。
永嘉五年（311年），劉淵軍隊攻陷洛陽，晉懷帝司馬熾被俘，在平陽羈押一年後遇害。晉朝殘餘朝臣又在長安擁立司馬鄴為帝，是為晉愍帝。而當時偌大的長安城居民不足百戶，公私僅有車駕四乘，其慘淡狀況可知。至建興四年（316年），劉淵大將劉曜又統領大軍進攻長安，司馬鄴無奈出降，又重蹈了司馬熾的悲劇，至此，早已名存實亡的西晉王朝徹底煙消雲散，西晉王朝的歷史最終畫上了一個凄凄慘慘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