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之戰打起之後，日本海軍陸戰隊遭到１９路軍張君嵩團迎頭痛擊，損失慘重。於是，急於停火休戰的，不是毫無抵抗準備的中方，而竟然是發動戰爭的日軍指揮官海軍中將野村。
野村是繼「一·二八」事件禍首、日本第一先遣艦隊司令鹽澤少將之後出任日軍指揮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弱將少，經過連日苦戰，屢遭敗績，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繼，因而他想用緩兵之計暫時停火，而請國內陸軍迅速增援而來。第二是因為「一·二八」夜襲原是日本恫嚇性質，妄想不戰而勝，獲得與關東軍兵不血刃、垂手而攫東北相媲「美」的戰果，日本駐滬海軍實際上並沒有獲得日本大本營在上海燃起大戰的訓令。而「一·二八」之役已備受國內指責，野村一舉沒能得逞，便色厲內荏，心裡發慌，生怕重蹈關東軍總司令本庄繁的覆轍。
另外，英美兩國已經公開出面調停，但是日本外交慣伎一向不贊成第三國介入，同時野村更恐當眾「示弱」，有失日本海軍顏面，畫虎不成反類犬。所以，他寧願採取秘密途徑，穿過強有力的民間人士，試探中方的「和平意願」。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選，一則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戰最有力量的社會領袖，其次，杜月笙和中方在上海的軍政領袖吳鐵城、俞鴻鈞、蔡廷鍇等都很熟悉，同時，他在中央處理滬局的大員如孔祥照、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的面前也有說話的資格。
還有第三層原因，日本人對於杜月笙崛起市井，顯赫滬濱，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清黨之役後，日方就已千方百計企圖拉攏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圍做好手腳，下過功夫，他們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挾資巨萬，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設法跟他接近。
於是，在杜月笙所參加或由他所邀約的賭局中，便常時會有鮮衣怒馬、出手闊綽的北方人物出現，如名氣響亮、曾為民初政壇活躍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閣，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愛打大麻將，一輸十萬八萬卻無吝色的李擇一。在華格臬路杜公館，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閨，李氏兄弟經常為座上豪客。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之交，姚夫人的香閨非常熱鬧，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邊，最低限度有一桌麻將，一桌牌九，呼盧喝雉，通宵達旦。
李擇一跟日本人很熟，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他曾在１９２１年，擔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最高顧問周自齊的隨員，他長住上海，和杜月笙結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從賭場鴉片干到金融工商，他交際廣闊，頭緒極多，跟東洋人打交道，機會也不在少。李擇一滿口日文，一副東洋腔調，跟日本駐上海的外交官、特務機關、金融工商各界的日僑都有來往，都有私交。因此，在「日本事務」方面，他由於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為杜月笙的顧問，有時候居間介紹，代為聯絡，傳傳話，遞遞信件，為杜月笙效勞。野村急於邀約杜月笙作投石問路式的私人接觸，其所談的問題必然與中自兩國未來前途有關，日本軍方要試探停火談和的可能性，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擇一，他命李擇一去跟杜月笙接洽。
李擇一受命之後，馬上見到了杜月笙，寒暄已過，他便開口說：
「日本軍方認為中日間的問題，應該面對面的自行解決，他們不贊成有第三國參與其間，這樣反而多生枝節。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敵後援會的身份，祈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而想從中促成的話，兄弟可以想個法子，約一位野村中將的高級幕僚來談一談。從他的談吐之中，也許摸得出他們的停火方案。」
玩味李擇一的這一番話，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擇一說的並非他自己的意見，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軍方同意而來的，他心裡雖然十分歡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裝做聲色不動地回答：
「這件事情，就算對我個人來講，也是極嚴重的，你可否讓我考慮一下。」
李擇一懂得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這事必須事先徵得中國官方的同意，才可應允跟日本軍見面，因此，他連聲應允，說道：
「當然可以，杜先生什麼時候考慮好了，務請賜我一個電話。」
「一定，一定。」
送過了客，杜月笙自己先沉思默想，李擇一的話是真是假？有否不良的用心？日本人真想停火嗎？還有，為什麼要找上他？他將這幾點全想過了，有了幾分把握，認為這件事情值得一試，於是邀集他的那幾位好朋友、學生子，亦即他的高級智囊團，前來商議。通常，遇有任何重大政治、外交問題，他都要跟他們詳細研討過後，才自己下判斷，做決定。
杜月笙向在座諸人敘述李擇一來訪的經過，其人的略歷及其背景，然後，他說出自己深思長慮，所作的初步結論：「至少對於我個人，這裡面不至於有什麼圈套，我認為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為閘北、虹口幾成一片瓦礫，中國百姓正遭日軍的殘暴屠殺，十九路軍未必能夠盡殲日軍，達成全面勝利。仗在中國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不知道要遭到多大的損失，最要緊的，中央可能不願在此時此地，和日本付諸決戰。」
一介平民杜月笙，居然能夠側身國際交涉，成為居間交流、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這個消息使座中各人大為興奮。於是，大家踴躍發言，貢獻意見，大多數人贊成杜月笙的主張，有人說：「先生應該盡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實現。這樣做不但對國家社會有重大的貢獻，而且足以解民倒懸，對於先生個人聲望與地位的增長與提高，這更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不過也有人持相反的論調，反駁說：「日軍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軍方和外交當局分道揚鑣，各行其是，臉上微笑，手下動刀，便是最好的例證。野村中將想找先生居間干旋，準定是不打好主意。」
正當持此論調的人反覆陳詞，侃侃而談的時候，無意之間觸發了靈感，有人猜中了日方的秘密，於是當即有人歡聲大叫：
「對啦，東洋軍這兩天損失很大，這一定是他們要增援了，在用緩兵之計？」
「這，」杜月笙微微地笑，「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過後來我又在想，東洋人想緩兵，我們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緩兵呢？還有一層，即使東洋人想緩兵待援，而我們卻用不著緩它，那麼，野村通過李擇一跑來送秋波，這個消息，我們也需要通知吳市長和蔡軍長，要請東洋人吃敗仗，這不正是好機會嗎？」
一番分析，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智囊團諸人深感滿意，而且一致贊成，打消異議，同意杜月笙提出過結論：「應該先把初步接觸經過通知官方，請官方指示究將如何處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報告和說明，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話是從杜月笙嘴裡說出來的，自屬千真萬確，一絲不假，不過這件事情來得突然，而且蹊蹺，他們需要經過長時期的研判和討論，最後官方對此保持極為審慎的態度，絕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間的接觸，以免又中日方的詭計。吳鐵城的答覆是朋友式的忠告：「必須謹慎小心，步步為營，自己先立定腳根；需不需要和日本軍方人員會晤，這個問題應該由杜月笙自己決定。」
心領神會，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請示官方，私下部署會晤日本軍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沒有冒然行動，他先到法國總領事館，跟駐滬總領事甘格林接席密談，甘格林慨然答應：「一定充分合作。」
得了甘格林的承諾，杜月笙不打電話，他派人去把李擇一請來，當面告訴他說：
「你上次所談的事情，我考慮過了，你的話說得很對，我想不妨一試。只不過有一點，會面的地點可否就在法國總領事館，並且由我去邀約甘格林總領事到場參加？」
「這個，」李擇一頓了頓，然後陪著笑臉問：「杜先生可不可以告訴敝人，你為什麼要做這樣地安排呢？」
杜月笙笑吟吟的反問：
「是你要問，還是東洋人必須曉得？」
「是我在請問，」李擇一忙說：「杜先生你不要忘記，我李某也是中國人啊。」
打了個哈哈，杜月笙答道：
「這個道理很簡單，我有我的立場，我的名譽地位必須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誼私交都夠得上。他答應過我：萬一將來事情弄僵，對於我有不好的影響，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擇一困惑不解地問：「甘格林是法國人呀，他怎麼能夠……」
「大概是你忘記了吧，」杜月笙莞爾一笑：「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總董。我呢，從１９２７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錯愛，直到今天，我擔任公董局華董，和華人納稅會會長，已經有５年了。」
李擇一這才恍然，杜月笙實在不愧黃金榮交口讚譽他的「聰明絕頂」：野村中將想利用他「上海抗敵後援會」負責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卻具有多種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