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出遊所帶的器具中，大多備有寫字的筆。他們將所行、所見、所思記錄下來，形成了內容豐富、體裁多樣、數量眾多的遊記。在這些遊記中，除了一般性描寫自然風光、歷朝歷代均有人創作的山水記外，還出現了一些具有時代感的作品。這些作品在數量上並不佔據多數，但它們包含著明朝人特有的對科學的一種追求，對自然、對社會的一些獨特觀察。用今天的話來說，當時的一些文人是將旅遊與學術研究結合在一起。徐霞客、王士性就是這樣兩位大旅行家，他們的著作——《徐霞客遊記》和《廣志繹》，是地理學觀察、描寫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典範，是地理學在中國成為一門獨立學問的標誌。他們兩人，因此而躋身於中國歷史上著名地理學家的行列。
王士性，字恆叔，號元白道人，又號太初，生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浙江臨海人。王士性喜歡遊歷，讀書時足跡已經遍及杭州及越中一帶。萬曆五年（1577年）中進士後，任河南確山縣知縣。四年後，任滿赴京，途中遊歷了中嶽嵩山與大量中原名勝。進京後，任禮科給事中，仍醉心於山水之間。萬曆十三年（1585年），因母病逝，去職返家。在家兩年中，遊歷了天台、雁盪、錢塘以及太湖等名山大川。萬曆十六年（1588年），返京復職途中，登臨東嶽泰山。這年秋季，王士性奉命典試四川，順道遊覽了西嶽華山，並在峨眉、青城等山間流連忘返。次年四月，轉任廣西提學道，途經衡陽，登臨南嶽衡山。至此，他已游遍了五嶽。萬曆十九年（1591年）春，出任雲南瀾滄兵備道，遊歷了昆明池、獨秀峰、太華山、點蒼山、雞足山等名勝。同年七月調任河南提學道。萬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調山東督糧道。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王士性回北京，任大理寺少卿管京營。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因推辭河南巡撫職，調任南京鴻臚寺卿。兩年多後去世。王士性問政之餘，旅行遍及除福建省以外的兩京十二省，寫下了許多精彩的遊記與記游詩，結集為《五嶽游草》。晚年又撰寫了《廣游志》和《廣志繹》兩部書，對自己早年遊歷和考察的對象加以理論上的總結。
王士性對自然和社會的觀察，是帶著一種動態的眼光觀察。如中國的山脈走向，《禹貢》首先提出「四列」說，將中國的山脈排列為由北往南的東西向四列。唐代的僧一行則提出了「山河兩戒說」：將中國山脈排列為東西向南北兩列。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提出了中國三大龍的觀點：「朱子曰：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今以輿圖考之，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幹龍盡於東南海，黃河與長江夾中條幹龍盡於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幹龍盡於遼海。」王士性在經歷廣泛的遊歷和博覽群書後，認為這些山系學說只是簡單地劃分中華大地眾多山脈，存在的問題一是劃分不夠準確，如宋代的疆域較小，宋人的觀點就沒有包括雲貴高原的群山；二是沒有注意到被各個山系分割開來的區域，其發展過程是有早有晚。因而他認為，應該作下列劃分：
崑崙據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國者一，東南支也。其支又於塞外分三支：左支環虜庭陰山、賀蘭，入山西，起太行數千里，出為醫巫閭，度遼海而止，為北龍。中支循西番，入趨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敘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趨關中，脈系大散關，左渭右漢。中出為終南、太華，下泰岳起崧高，右轉荊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為中龍。右支出吐蕃之西，下麗江，趨雲南，繞霑益、貴竹、關嶺，而東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岡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陽山過九嶷、衡山，出湘江，東趨匡廬止；又分其一，過庾嶺，度草坪，去黃山、天目，三吳止；過庾嶺者，又分仙霞關，至閩止。分衢為大盤山，右下括蒼，左去為天台，四明度海止，終為南龍。
王士性的三大龍劃分，是「以水為斷」，也就是以水系走向來分別山脈走向，雖然與今天的科學方法——以地質構造、地質時代的異同為標準，有很大差異。但是，他劃分的有些山系，與現代的山系基本一致，這是難能可貴的。其次，與同時代的人相比，王士性的觀點比徐霞客的三大龍說更為完整和系統。在三大龍的眾多山脈中，王士性對南龍所在的長江以南地區的眾多山脈，記載尤其詳細。第三，王士性是以發展的眼光來看歷史上中國的區域開發過程：「古今王氣，中龍最先發，最盛而長，北龍次之，南龍向未發。自宋南渡始，發而久者，宜其少間歇。其新發者，其當坌涌何疑。」「然東南他日盛而久，其勢未有不轉而雲貴、百粵。」在《廣志繹》中，王士性對南龍所包括的江南地區的發展過程，再次作了闡述：
江南佳麗不及千年。……唐分十二道，一江南東道，遂包昇、潤、浙、閩，一江南西道，遂包宣、歙、豫章、衡、鄂，豈非地曠人稀之故耶？至殘唐錢氏立國，吳越五王繼世，兩浙始繁。王審知、李璟分據，八閩始盛。然後宋分天下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曰兩浙，曰福建，曰江南東，曰江南西，曰荊湖北，曰荊湖南，曰廣南東，曰廣南西，而川中四路不與焉。趙宋至今僅六七百年，正當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轉而黔、粵也。
江南地區從五代吳越時開始興起，至南宋時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這種經濟由北向南的發展過程，王士性認為是歷史的趨勢，黔、粵等地早晚也將發展起來。隨著經濟重心的轉移，文化重心也會發生相應的變遷：「自昔以雍、冀、河、洛為中國，楚、吳、越為夷，今聲名文物，反以東南為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何？客有云：此天運循環，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余謂是則然矣。」
由於王士性足跡遍布兩京十二布政使司，又有多年的京官經歷，不是普通旅遊者的「到此一游」，因而所見所聞極為廣泛。加上善於思考，多從全國性的視角分析各個區域的地理現象的差異。他從經濟地理角度，觀察到全國各大商埠的貨物或者是商品的種類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天下馬頭，物所出所聚處。蘇、杭之幣，淮陰之糧，維揚之鹽，臨清、濟寧之貨，徐州之車騾，京師城隍、燈市之骨董，無錫之米，建陽之書，浮梁之瓷，寧、台之鯗，香山之番舶，廣陵之姬，溫州之漆器。」從人文地理角度，王士性又注意到各地的科舉人物數量也不平均：「江北山川彝曠，聲名文物所發泄者不甚偏勝。江南山川盤郁，其融結偏厚處則科第為多，如浙之餘姚、慈溪，閩之泉州，楚之黃州，蜀之內江、富順，粵之全州、馬平，每甲於他郡邑。」他又動態地注意到，文化名人的出生地集中在某幾個地方，在明朝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即如國初，劉伯溫以青田，宋景濂以浦江，方遜志以寧海，王子充以義烏，雖在江南，皆非望邑。其後李獻吉以北地，何大復以信陽，孫太初以靈武，李於鱗以歷下，盧次楩以濮陽，皆在江北。然世廟以來，則江南彬彬科盛矣。」也就是說，明朝江南出文人的高潮，是從嘉靖年間開始的。王士性更進一步揭示各區域間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的差異也會影響到人文環境：「東南饒魚鹽、秔稻之利，中州、楚地饒漁，西南饒金銀礦、寶石、文貝、琥珀、硃砂、水銀，南饒犀、象、椒、蘇、外國諸幣帛，北饒牛、羊、馬、驢、絨毯，西南川、貴、黔、粵饒楩、枬大木。江南饒薪，取火於木；江北饒煤，取火於土。西北山高陸行，而無舟楫；東南澤廣，舟行而鮮車馬。海南人食魚蝦，北人厭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惡其膻。河北人食胡蔥、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覺，此皆水土積習，不能強同。」形象說明由於各個區域的自然環境不同，因而所出物產有很大差異，並進一步造成人們的飲食、交通等生活習慣也有地域性的差別。「海南」與「塞北」、「河北」與「江南」，這種大的區域性差異，一般旅行家也能觀察到。同一個區域內，也有自然環境的差別，也會影響到人文景觀的不同，這是王士性觀察仔細之處，他注意到浙江一省：「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台、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於富貴，俗尚奢侈，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山谷之民，石氣所鍾，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閭閻與縉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居奢儉之半。」中國人崇尚安居樂業，但一些區域的地少人多這個客觀條件，迫使當地的百姓遠走他鄉：「江、浙、閩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王士性接著講了他在雲南了解到的事情。剛任雲南瀾滄兵備道時，他知道雲南全省漢人之中，百分之五六十是江西撫州人。王士性一開始以為這些撫州人都是商販，只住在城市裡。當他深入各縣考察時，才發現各個土府、土州等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村落里當差的大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