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賈之旅，是一種被動式的旅行：為了經商貿易，不得不常年在外。明朝中後期興起的官宦、文人之旅，則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明前中期的洪武至正德年間（1368～1506），政府對人口流動有著嚴格的規定，文化上實行專制主義，因而百姓各安其分。明朝後期，政治上是宦官擅權，不得志的士大夫們漸漸疏遠政治，開始關注山水風光。官員們在政事之暇，流連忘返于山水之間，調查當地的民情、風俗。這類旅遊可以稱之為「宦遊」。袁宏道辭去吳縣令後，在南直隸、浙江兩地，連續遊歷了三個月，出行將近二千餘里。另外，明朝後期的社會處於「天崩地解」的時代，王陽明心學革命衝破了程朱理學的束縛，文人們開始追求人的正常生活，「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他們走向大自然，走入社會。袁宏道說：「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敗興也；游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在適宜旅遊的季節里，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遊，成為文人們的風尚之舉。文人們的私人旅行，則可稱之為「私游」。
這些官宦文人們的出行，或成群結隊：「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褰裳。」或僅率僕從出行：「余出遊，率以僕從雜沓，奚囊鄭重，多所不便，乃於童奴汰去惰者、弱者，衣履汰其華者，行李汰其不急者，從客汰其倦遊者，輕裝薄橐。」宦遊和私游，由於當事人身份的差異，決定了兩者之間的出遊時間和路線、旅行方式、旅行過程中的吃、住、行等有很大不同。作為明朝傑出的地理學家和旅行家，王士性和徐霞客分別是宦遊與私游的代表。
王士性為官達30年，有多年任地方官的經歷，在河南、京師、四川、廣西、雲南、山東、南直隸等地任官，因而「宦轍幾遍天下」。明朝地方中層官員的任期都不長，調動頻繁，王士性在萬曆十六年十月任四川提學道，次年四月改任廣西提學道，萬曆十八年改任雲南瀾滄兵備道，萬曆十九年七月又任河南提學道，萬曆二十年十二月改任山東督糧道，至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回至京師，任太僕寺少卿。六年之中，先後在五個省做官。王士性在這些赴任之旅的路上，都記有日記。《五嶽游草》中的蜀游、楚游、滇粵游，記的都是赴任路上所見所聞。官員上任必須在朝廷規定的時間內到達目的地，因而王士性不可能在途中長時間停下來，在某一個風景區逗留。如萬曆十六年出任四川提學道赴成都時，是從陝西寶雞入川，走的是驛道。他在29天內到達目的地，幾乎沒有在同一地點停留兩天以上。遇到惡劣天氣，道路狀況較差時，對驛路附近著名的景觀也不能成行。「壬戌，飯黃沙，溯漢水行，將至沔，入謁孔明廟。墓在江南十里定軍山，風雨不成行也。次日發沔，飯沮水上。沮入漢處，其水自略陽來，時雨大注，大安河不得渡，乃再留青陽。」整日大雨，孔明墓不能前去拜謁。次日又大雨，不能渡大安河。到了目的地，公幹之餘，就能按自己的想法，前往附近的景點參觀。王士性在四川、廣西出任的都是提學道，與其他道員相比，政務較少。在成都，主持考試結束後，王士性按照自己的想法，將成都附近的景點遊玩一遍。徐霞客則是私游的代表，他的出行路線是為他的旅行考察目的服務的，因而不一定都選擇路線最近的直道，也不一定走大道，儘可能避免往返路線重複，以便在有限的時間裡充分利用行程的優勢遊覽儘可能多的景點。有時會選擇小道，繞上一圈。到達某一個目的地後，採取放射狀的形式進行遊覽。他在廣西時，從南寧出發向西，經新寧州、太平府、安平州、龍英州，至下雷州轉向東行，經向武州、鎮遠州、結倫州、都結州、隆安，回到南寧。
王士性上任之旅，可以使用驛站提供的馬匹和船隻。他在由京城至成都的路上，基本是以乘馬為主。由四川提學道改任廣西提學道時，從成都至江陵，是乘舟沿長江而下。也有一些路程似乎是王士性自己出資的：「楚本澤國，環亘六千里，洞庭、左蠡、江、漢皆楚也，今為豫章、鄂渚諸郡。古今所艷稱，江樓澤宮，奇島巨浸多，余入粵所必繇，如買舟信江而抵洪都，閣則有滕王，湖則有鄱陽。」自己租船沿信江游南昌滕王閣、鄱陽湖等地。在遊歷一些風景區時，也乘轎而行。徐霞客在旅行時，一是經濟條件可能沒有王士性好，二是他多走小路，因而主要是步行，也有騎馬、乘舟和坐轎等三種交通方式，但不及總里程的十分之四。在飲食和住宿方面，王士性也有許多較為優越的條件，他可以住宿在驛站中，明朝規定「每驛有供帳使者，日給廩米五升，過者三升」。王士性私人旅遊時，則大多住在寺觀中。徐霞客出行，主要住在寺觀、旅店，約佔總數的十分之五。其他有民家、舟船、友人家、官府接待處等。由於徐霞客多走小路，遇到人煙稀少之處，就會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能在野外過夜。住在民家的時候，徐霞客和僕人也經常自己動手做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