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我國歷史上疆域遼闊的朝代之一。如何較好地實現人員往來、信息傳遞和物資運輸，成為朝廷維持統治所必須關注的重點。因此，元朝在各地大量設有驛站：「我國家疆理之大，東漸西被，暨於朔南，凡在屬國，皆置驛傳，星羅棋布，脈絡通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據明朝人解釋，站赤就是漢語驛傳文簿的意思。各省站赤的數量如下：
中書省所轄腹里各路站赤，總計一百九十八處：陸站一百七十五處，馬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匹，車一千六十九輛，牛一千九百八十二隻，驢四千九百八頭。水站二十一處，船九百五十隻，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隻，驢三百九十四頭，羊五百口。牛站二處，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九處，該一百九十六站：陸站一百六處，馬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車二百一十七輛，牛一百九十二隻，驢五百三十四頭。水站九十處，船一千五百一十二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二十處：陸站一百五處，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車二千六百二十一輛，牛五千二百五十九隻。狗站一十五處，元設站戶三百，狗三千隻，後除絕亡倒死外，實在站戶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隻。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二百六十二處：馬站一百三十四處，馬五千一百二十三匹。轎站三十五處，轎一百四十八乘。步站一十一處，遞運夫三千三十二戶。水站八十二處，船一千六百二十七隻。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五十四處：馬站八十五處，馬二千一百六十五匹，轎二十五乘。水站六十九處，船五百六十八隻。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三處：陸站一百處，馬二千五百五十五匹，車七十輛，牛五百四十五隻，坐轎一百七十五乘，卧轎三十乘。水站七十三處，船五百八十隻。
陝西行中書省所轄八十一處：陸站八十處，馬七千六百二十九匹。水站一處，船六隻。
四川行中書省所轄：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頭。水站八十四處，船六百五十四隻，牛七十六頭。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隻。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
甘肅行中書省所轄三路：脫脫禾孫馬站六處，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頭，驢一百七十一頭，羊六百五十口。
各站赤的名稱，《永樂大典》卷19426引《析津志》有所記載。陸站（馬站）、水站，歷代均有，轎站、狗站較為罕見。馬站通客旅，車站、江站通貨。至於羊在驛站或驛遞中起著什麼作用，還不清楚。北方各站設驛令，南方各站設提領。每個驛站的站戶、館舍及運輸工具（馬、牛、車、船等）的配置，按照所在地理位置有所差別，位於交通樞紐上的站赤配置較高。以鎮江府路為例，境內有水、馬混合站3處。府城丹徒縣丹陽驛有館舍109楹，分為東、西兩館，從陸站而來的客人住西館，從水路來的客人住東館。馬廄在西館西側，有屋45楹。丹陽縣雲陽驛有客房27楹，廄舍41楹；呂城驛有屋29楹，廄舍41楹。三驛均有正馬40匹，船30隻，船隻按千字文編號。為三個驛站服務的兀剌赤120名、站船夫900名、房夫80名。用驛時，需出示璽書，稱之為「鋪馬聖旨」。遇到軍務緊急之事，分別用金字或銀字圓符。
眾多的驛站組成了一個以大都（北京）為中心、遍布全國的交通網：「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疏脈貫，際天所覆，猶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格梁濟，荒陬僻壤，無遠不達。」在各個行省之內，以行省駐地和各大城市為中心，又形成了本省境內四通八達的交通網。以河南行省為例，元代的河南行省北部、南部基本上是以黃河、長江為界，東至海，最西到達今天陝西平利，形成了以汴梁路、河南府路、徐州、襄陽路為中心的交通網。汴梁即今河南開封，是河南行省的政治中心和交通中心，有四條驛路通往各地：第一條向西至河南府路；第二條過朱仙鎮西南向經洧川（尉氏縣洧川鎮）、南陽府至襄陽路；第三條過朱仙鎮向南經*陵、上蔡、汝陽（汝南）、真陽（正陽）、羅山、金竹站（紅安西北）、黃陂、黃州路黃岡至蘄州路蘄春，然後入江西行省；第四條向東經杞縣、太康、陳州（淮陽）、太和、潁州（阜陽）、壽春（壽縣）、廬州（合肥）、六丈站（全椒西）、水口站（滁州市東）、六合，最後到達真州（儀征）。河南府是河南江北行省西北部的交通要道，有三條驛路從此分出：第一條東南向至葉縣，與從汴梁至襄陽驛道相接；第二條向西經澠池、陝州（陝縣）、閿鄉（靈寶西故縣鎮），進陝西境，可達華陰；第三條東北向入中書省境，經孟州（孟縣）至懷慶路（山西沁陽）。徐州是河南行省東部交通樞紐，第一條驛路為水路，東南向經邳州（睢寧北）、宿遷、大清口（淮安淮陰區東）、淮安、寶應、高郵，到邵伯（江都西北邵伯鎮），分別達揚州、通州；另一條也是東南向，從陸路向南經靈壁（靈璧）、青陽（泗洪北青陽鎮）、臨淮（泗洪臨淮鎮）、甘泉（揚州邗江區甘泉鎮）到達揚州。襄陽地處漢江上流，為河南江北行省西南地區的交通要道，向南經安陸府長壽縣（鍾祥）、臼口站（鍾祥南舊口鎮），向東入湖廣行省，可達武昌路；另一條向南經利陽站、荊門州長林縣（荊門）達中興路江陵縣，再向南過洞庭湖可達岳州。
在元代的站赤系統中，引人注目的是水站繁多，水運極為發達。元代根據地理條件，大量增設水站。早在中統二年（1261年），忽必烈就下令將一部分陸站撤銷：「以牛驛雨雪，道途泥濘，改立水驛。」至元十七年（1280年），中書省規定在江淮行省境內，以水路路程計算，每隔80里設立一處水站，平常公事均走水路。原先設立的各馬站，只保留少量馬匹，以備緊急情況下的使用：「除海青使臣、軍情急務，方許馳驛，余者自濟州水站為始，乘船往來。」濟州在今山東濟寧市，這是要求濟州一帶區域均使用水站。在中西部地區也設有水站。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軍平定川蜀，建立從敘州到荊南府（湖北江陵）的水站。至元十八年（1281年），對這條水驛路進行整治，共設水驛19站，「增戶二千一百，船二百十二艘」。據《永樂大典》記載，元代在四川境內設有站赤共132處，其中陸站只有48處，而水站多達84處。
除了內河水站外，元代還特別在沿海地區設立了水站。泉州為元代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從泉州港進口的商品或外國使臣進獻的物品，運往元代都城大都（今北京）的路線，最初為沿陸路至杭州，再從杭州沿水路入大都。從泉州至杭州的陸路交通，大部分為山地，道路崎嶇，且氣候不適合馬匹生存，因而「勞民負荷，鋪馬多死」。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尚書省決定在江淮行省設立沿海水站，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15處，每站備有船舶5艘、水軍200名，「專運番夷貢物及商販奇貨」。由於外國商船到泉州的數量有限，而且限於當時的航行條件，一年之內，只有六、七兩個月順風時才能通航，因而沿海水站設立了兩年時間便被取消。改為有外國船舶到達時，專門派船將貨物運往杭州。在北部沿海地區也設有水驛，至元三十（1293年）年，下令建自耽羅至鴨淥江口沿海水站11所。
更為重要的是京杭大運河的取直。隋朝所開南北大運河，是以洛陽為中心，東北向至涿郡薊縣，也就是元代的大都；東南向經京口（鎮江）達杭州。宋、金之際，因黃河決口，黃河下游改從淮河下游入海，此後，南北對峙，此一路線因而廢棄。元代一開始的漕運路線是沿淮河至黃河，逆水而行，在河南封丘縣西南的中灤旱站上岸，陸運180里至御河（衛河）南岸的淇門鎮，再由御河水運至直沽（天津），轉達大都。這一條路線迂迴曲折，水陸轉運不便。於是，就尋找南北向距離較短的運河路線。至元十二年（1275年），郭守敬考察後認為，汶、泗兩水相通河道可以通行漕運。於是，在今山東西部開挖新渠，取直南北大運河的工程由此展開。先是於至元十八年（1281年）開挖濟州河，以汶水、泗水為水源，自濟州（山東濟寧）西北到須城安山（東平西南），長約150多里。由此，漕道自淮河入泗水（中運河），經濟州河至安山，出大清河經東阿、利津入海，再從海上到直沽上岸，轉陸路到大都。後又改為從東阿上岸，陸運到臨清，向北入御河。接著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開挖的會通河。自安山西南起，引梁山濼（即梁山泊）之水北流，經壽張西北到東昌（聊城），又西北經臨清入御河，全長250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有通惠河的開通。郭守敬引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復引一畝、玉泉各水至大都和義門（西直門）入城，匯成積水潭（什剎海），又東南出文明門（崇文門），到通州高麗庄入白河，全長160餘里。自此，江南漕船可直接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