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主要通過兩條途徑：一條是通過中亞的陸路，絲綢之路的開通為此提供了條件，西域的僧侶不斷東行傳播，直到黃河流域，其中最著名的西域僧人為鳩摩羅什。另一條是通過印度洋海路向中國南方傳播，則依賴於航海技術的發展與航路的發達，最早東來的是康僧會（?——280），他在赤烏十年（247年）來到東吳都城建業（江蘇南京），創建寺院，使建業成為江南佛教中心，與黃河流域的洛陽並立。南北朝時期，大約有七位西域僧人通過海路來到中國。這些來華的西域僧人，他們傳播佛法，翻譯佛經，為佛教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隨著佛教的推廣與普及，由中亞和印度僧侶所主導的向東單向傳播形式，暴露出了它內在的弊端：一是不了解中國需要哪些佛經，二是這些僧侶所傳譯的佛經，往往篇章不備，或者是轉譯失真，日漸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從三國魏末年開始，出現了中國僧侶西行求經的腳印：最先是朱士行，繼之者有西晉的竺法護、東晉的康法朗等。這些僧侶用自己的腳步，組成了一個西行求法運動。由於自然環境的惡劣，僧侶們大多只能到達西域諸國，也就是今天我國的新疆及相鄰的中亞一帶。真正能夠到達佛教發源地——天竺（印度）的，不過一二。在這種背景下，62歲高齡的法顯，開始了前往天竺取經的艱難旅程。
法顯（約337——約422），俗姓龔，平陽郡武陽縣（山西襄垣）人。3歲時即被度為沙彌，20歲時正式受戒。後秦弘始元年（399年），法顯看到律藏殘缺，為了中國佛教的長遠發展，毅然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四位同伴一起西行求法。法顯一行從長安出發，經敦煌西行。一路上自然環境之惡劣，難以一一描述。「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裡的沙河，就是敦煌至鄯善之間的沙漠地帶。遇到大風，沙漠隨風而動，使人難以辨別方向。「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人即名為雪山人也。」進入天竺國後，還是道路險阻：「其道艱岨，崖岸嶮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在過小雪山（塞費德科山脈）時，同伴慧景被活活凍死：「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風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
法顯一行，歷盡千難萬辛，以自己虔誠的信仰，向著佛教發源地一步一步前進。當他們來到今天印度的旁遮普時，當地居民看到遠道而來的僧侶，大為感動：「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為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法顯進入中天竺、東天竺等地後，開始學梵語，巡禮，求法，寫經。和法顯同行的僧侶，在途中或返或留，或不幸遇難，最後到達佛教「中國」的只有法顯和道整兩人。他們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僧侶的歡迎。當法顯、道整來到祇洹精舍時，僧侶出迎問候：「『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眾僧嘆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
在中天竺巡禮後，法顯、道整又回到佛教中心——摩揭陀國巴連弗邑。巴連弗邑即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巴特那，這裡是古印度恆河中游最著名的大國，又是釋迦牟尼「悟道成佛」及生前重要游化地。當時佛寺、高僧眾多。法顯在這裡學梵書、梵語，寫律，整整學了三年。在求得《摩訶僧祇眾律》、《薩婆多眾律》等戒律，以及《方等般泥洹經》等多部佛經後，他想起了此次西行求法的目的，是為了讓戒律在中國流通，毅然決定東還。同行的道整，看到這裡有如些良好的佛學條件，佛事興盛，已經不願返回。
法顯只好一人東歸。他決定沿恆河東下，通過海路回到中國。在恆河入海口的多摩梨帝國（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西南的坦姆拉克），法顯看到這裡佛法興盛，在這裡住了兩年，寫佛經，畫佛像。義熙五年（409年）初冬，法顯乘船到達師子國（斯里蘭卡），這裡為海上貿易重要港口，各地來往的商人很多，佛法也很興盛。法顯在師子國住了兩年，求得《彌沙塞律》、《雜藏》兩部戒律和《長阿含》、《雜阿含》等佛經。
在著名的無畏山僧伽藍內，已經離開中國十多年的法顯，見到青玉大佛邊上有商人供養的中國白絹扇，不覺陷入了深深的思鄉之情：「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凄然，淚下滿目。」
東晉義熙七年（411年），法顯帶著他求得的戒律、佛經，畫的佛像，啟程東返。海上航路雖然沒有蔥嶺那般寒冷，也沒有沙河那種炎熱，但也是危險重重。法顯在師子國乘的是一艘中國商船，可乘200餘人，後面拖著一隻小船，以備大船受損時，可以充當救生船。商船剛航行了兩天，便遇到了大風，船漏水入。商船在大風雨中航行了13日，才到達一島。這艘商船能夠漏而不沉，是因為當時中國船舶已經採用防水隔艙技術，一處漏水，不影響全船。商船在島上修補後，繼續向東航行90日許，至達耶婆提。當時的海上航行，依賴日月星宿辨別方向。如果遇到雨天，船舶就會被風吹離航向，增加了航行時間。
耶婆提的位置，一般認為即今天的蘇門答臘。法顯在此又停留了五個月左右，乘上了一艘印度商船，目的地港口是廣州，預備航行時間約50日左右。船上有專門負責觀察日月星辰來決定航向的「海師」。當船航行一個多月後的某一天晚上，在今天的西沙群島附近遇到暴風雨。船上的印度人認為是搭載了和尚才使航行不利，要把他安置在沿途的島上。在法顯的據理力爭之下，事情終於沒有發生。由於連續陰天，海師觀察失誤，船舶偏離航向，此後只能向西北方向航行，一直到了今天的山東嶗山南岸，才停泊靠岸，比日常航行到廣州的時間多出了近20日。此後，商船南下揚州。法顯經彭城（徐州）至京口，於義熙九年（413年）抵達東晉都城建康（南京），翻譯求得的佛經，並於義熙十二年（416年），撰成《法顯傳》一書。
法顯從後秦弘始元年（399年）於長安出發，於東晉義熙九年（413年）返回建康，首尾長達15年之久。法顯西行求法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足跡所到，為此前任何中國人都沒有到達過，而且矢志不移，最終完成預定目標，「海陸並遵，廣游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返者」，是為第一人。二是法顯回國後所寫的《法顯傳》一書，記載了印度、于闐、龜茲等國的情況，而印度保留下來的史料多雜有神話，于闐、龜茲則無傳記存在，因此是很寶貴的史料。三是法顯歷經艱險帶回來的佛經《方等》、《涅槃》，「開後來義學之一支」，為佛教在中國的發展，為中國佛學的興起，作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