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九州」概念形成後，那些路途極為遙遠，但是與華夏文明區仍有交通聯繫的區域，被認為是「荒」地。相傳為周公所作的《爾雅》，在《釋地》篇里說道：「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晉人郭璞認為：「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孔穎達則以為：「《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四荒」概念的出現，表明在華夏文明區（九州）初步形成後，中外文化交流的展開。「昏荒之國」，說明這些地區的文明與華夏文明有著較大的差別。
觚竹一作孤竹，相傳是殷商時的諸侯國，古城在河北盧龍縣南。北戶指五嶺以南地區，也有說在今越南北部一帶。這些地區氣候溫暖，居民的門窗都是向北開的，與中原地區形成明顯的區別。日下，指日所出處其下面的國家。《淮南子·天文訓》:「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後人認為指今天的日本。
據一些學者研究，西王母是塞人部落（中國將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和天山南北的游牧部落稱為塞人，希臘人將散居在東歐、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的游牧部落統稱為斯基泰人），「西」字兼有音義，譯出了「斯基泰」（Scythia,Skyth）民族的首音。西王母所在的崑崙地區，歷來說法不一，有說在青藏高原的青海湖畔，有說在新疆天池之側，也有說在帕米爾高原，更有人考證在中亞地區、波斯，甚至遠到歐洲。這可能反映了斯基泰人由東向西的遷移過程，從最初的祁連山南麓，越遷越西。與西王母相關的一則歷史故事——周穆王西征，反映了早期黃河流域與西域地區較早的交通與交流。周穆王西征的故事主要見之於公元前3世紀前成書的《穆天子傳》，《竹書紀年》、《史記·趙世家》等史籍也有所記載。
《穆天子傳》這本書的出現，本身就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西晉咸寧五年（279年），一名叫不準的盜墓人在盜掘位於汲郡（汲縣）的一座戰國晚期的魏王墓時，取得了竹簡數十車。這些竹簡上寫滿了用上等墨料書寫的古文字。盜墓人不識這種文字，就把竹簡當作原料，照明取寶。官府知道此事後，就將剩餘的竹簡全部收繳。太康年間（280～289年），晉武帝下令秘書監負責整理，把被打亂的竹簡重新按原順序排列，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將各書重新抄錄一遍，得到古書75篇。《穆天子傳》共5篇，竹簡合晉朝尺長二尺四寸（約今55厘米），每簡40字，用素色絲繩編聯在一起。同時出土的有《竹書紀年》，該書記載的最晚的歷史事件為「今王二十年（前299年）」，「今王」指魏襄王，這座古墓當是魏襄王之墓。因此，這部《穆天子傳》已經在地下沉睡了近600年。
周穆王在打敗了周朝西北地區的犬戎勢力後，周朝與西域地區的交通線得以打通。於是，穆王率領著一批官員和七萃之士，乘著造父所駕八駿之車，由伯夭任嚮導，由當時最優秀的馭手造父駕馭，一行浩浩蕩蕩，從鎬京出發，北渡黃河，經過犬戎地區的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沿河套向西，經今柴達木盆地的西夏氏，再向西到珠余氏，復經舂山、珠澤、崑崙之丘，到達群玉之山。群玉之山山上都是玉石，沒有泥土，所以「寡草木而無鳥獸」。周穆王玩得很開心，遊歷了四天，取了許多玉器。周穆王每到一處，就以絲絹、銅器、貝幣、朱丹、桂姜等物品饋贈各部落酋長，酋長們送以大量馬、牛、羊。周穆王離開群玉之山後，繼續向西，又經過三千里旅程，才到達西王母所在的邦國。按此里程，西王母之邦國應在蔥嶺以西的今中亞地方。在中亞文化的深深吸引下，在西王母的盛情款待下，周穆王樂而忘歸。在瑤池之畔的酒宴上話別後，周穆王取道黑水，北行兩千里經過大曠原，經天山北路返回。
《史記》的記載有所不同：位於今天華北地區的徐偃王，利用周穆王出國不歸的機會，起兵造反。周穆王雖然遠在萬里之外，得到這個消息後，「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有的學者依據這條記載，認為周朝時，已經具備了較為完備的驛傳制度和高效能的驛傳系統，使得徐偃王造反的情報，能迅速彙報給周穆王。
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先秦時期黃河流域與西域的交通與交流的情況。今天新疆昆崙山北麓，多是產玉之地。因此，周穆王所到的「群玉之山」，可能就是這座昆崙山。前蘇聯考古工作者在今阿爾泰地區的古墓中，發掘出了戰國初期（前5世紀）的絲綢和織錦，其中一件綉著龍鳳圖案，一起出土的還有青銅器。1977年，在新疆的阿拉溝（托克遜西）東口，也發現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絲織物和漆器。其中的菱紋鏈式羅是戰國時內地剛剛才有的絲織珍品。這些器物，與文獻所載周穆王沿途向各部落酋長贈送的禮品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