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亞歐大陸東端、太平洋西岸的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物質文化交流幾乎與它的歷史一樣悠久綿長。在穿越崇山峻岭、越過茫茫大漠、橫渡無垠海域的同時，沿線也興起了一個個城市。所以說，中外商品流通對中國城市的形成，尤其是中國城市空間分布的影響深遠。而這又以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和晚清以來的開埠城市最具代表性。
1.絲路城市
在古代社會，「絲綢之路」無疑是溝通中西經濟、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一條大動脈。事實上，在地理大發現之前，在新航道大舉開通之前，東起中國，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社會，一直通向希臘——羅馬世界的絲綢之路，幾乎成為聯接東方與西方的唯一通道。正是因為這一原因，絲綢之路上運送的就不僅僅是絲綢了，實際上，在這條通道上文化交流與物質交流是平分秋色的。
如果我們查看地圖，就會發現所謂的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束穿越了無數城市的交通網，東方的起點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長安，經過河西走廊，再越過戈壁瀚海到達一個個綠洲，途經無數城市，最終到達西方的羅馬。來往於這條道路上的有士兵與海員、商隊與僧侶、朝聖者與遊客、學者與技藝家、奴婢和使節、得勝之師和敗軍之將各色人物，熙熙攘攘。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元代基督教的方濟各會與景教，甚至一些當時流行的地方性宗教——祆教、摩尼教、猶太教等，都是經過這條路傳入中國。中國早期的養蠶術、造紙術和印刷術，治國良策、倫理道德和自然科學等無數內容也是經由這條道路流向世界。
然而，絲綢之路的最初形成卻是與絲綢毫無關係。公元前206年漢王朝建立後，由於重農抑商的政策，在不到百年的時間裡，武帝時的漢帝國便已達到了空前的強盛，開始不斷地向四方開疆拓土。儘管受到壓制，帝國境內的工商業還是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特別是絲織業欣欣向榮。恰在此時，帝國西部邊疆因匈奴強大，常常受到騷擾，成為王朝大患。因此，武帝於公元前139年派張騫出使西域，欲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儘管這一次張騫的出使在軍事上沒有取得什麼結果，但卻意外地打開了東西方交通的大門。
隨後，漢王朝在西部不斷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疆界逐漸向西推進。從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開始，先後在隴西地方設置了河西、酒泉、張掖、敦煌四郡。再後來，西域內屬，為統轄內屬的三十六國，漢王朝設置了使者、校尉等官員進行管理。宣帝時再改為都護。在漢王朝的有效經營下，西部邊境形勢大為改觀，茫茫沙漠地帶也隨著漢王朝在軍事政治上的勝利而成為商人和使者的通道，武帝多年渴望的西域貿易繁榮起來。《史記·大宛傳》記載：「漢始築城於令居（今甘肅永登西北）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使者相望於道。」
正如《漢書·西域傳》中所說，這是一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塞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的地帶。但後來，《漢書》又破例，把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和蔥嶺以西的錫爾（Syr）河、阿姆河（Amu）流域一帶的國家也記入《西域傳》。這一地區因深居大陸內部，遠離能帶來豐富降雨的海洋，因此氣候十分乾燥，極少降水。面積廣袤的沙漠戈壁，為險峻的高山所分隔。不過，茫茫大漠四周的高山上有常年的積雪，這些積雪融化後形成的涓涓細流彙集成河，為乾旱的內陸帶去了珍貴的水源，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內陸河流。而穿越這一地區的交通就傍依在因這些內陸河而形成的綠洲上。
對於漢帝國時期的穿越內陸的東西交通路線，《漢書·西域傳》中的描述比較詳細。主要有南北兩條路線：
從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苑、康居、奄蔡。
具體而言，從漢朝赴西域的兩條道路，都是從敦煌出玉門、陽關，然後在羅布泊之北分為南北兩途：南道經鄯善、至莎車，越蔥嶺，到大月氏及安息；北道是從樓蘭北上至伊吾（哈密），由此西行到高昌（吐魯番），經天山山脈南麓，至龜茲，最後到達疏勒（喀什噶爾），從疏勒西越蔥嶺，到大宛（費爾干納）。若向西南行，可達罽賓。這條北道是通過天山山脈南麓的，所以也叫天山南路。
南道也是赴印度的交通要道。其中還有一條捷徑，即不經莎車，而在莎車東南的皮山折向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行六十餘日，行至烏戈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即今天的敘利亞。這條從烏戈山離國至條支的道路是由東漢時派往大秦國的甘英踏勘出的。而這條赴印度的捷徑就是研究中亞史地的學者熟知的「罽賓·烏戈山離道」。這條道路的路程是：
罽賓（今克什米爾）——陀歷（今巴基斯坦的奇特拉爾之南）——懸度山——難兜（今克什米爾西北的吉爾吉特）——竭叉（新疆塔什庫爾干縣）——莎車——皮山——于闐（今和田）——且末——樓蘭——敦煌——肅州（今張掖）——甘州（今武威）——長安。
罽賓國在張騫通西域時還不為人所知，至漢武帝末年方始出現。罽賓國與中國的交通一直持續到王莽時代。不僅漢代，後世也被利用，入竺求法的諸高僧，大多遵循這條道路。
當時世界的交通網，以包括阿富汗、哈薩克、中國新疆的中亞地區為軸心，向東西伸展，形成一個大國際市場。在這個國際市場上，中國的絲綢是最大宗的貿易品，深受西方各國的歡迎。當時的羅馬貴族已作為絲綢的消費者而聞名，然而羅馬人所穿的絲綢全為安息（波斯）人所壟斷。安息商人為獲厚利，到印度西北部的罽賓國，越過高聳的蔥嶺，穿越大漠戈壁，千里迢迢到達中國。顯然，絲綢在這裡恰似一條綵線，將這一地區的城市串接起來，形成了一條光彩四溢的絲綢之路。
這條從中國經西域到中亞，甚至到印度或地中海的陸路，自漢武帝經營西域以來就成為東西交流的通途，不僅是商品貿易，東西文化的交流也是通過這一路線進行的，唐代高僧玄奘在印度取經後，就是循著南道回國的。而法顯、曇無竭（法勇）、宋雲、惠生等西行求法僧也是由南道赴印度的。不僅中國僧人，西方高僧也是循著這條道路進入中國，如六世紀中葉致力於譯經事業的闍那崛多也是沿著南道從犍馱羅來到中國的。
盛唐時代，國力強大，政令暢通，西部疆域甚至一度達到葯殺水（錫爾河）和烏滸水（阿姆河）所夾的河中地區。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對西域進行了有效的控制與管理，這些都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當然也就保障了西域地區城市的興盛。
高昌城遺址地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盆地中，位於吐魯番市東約50公里的哈喇和卓。這個城始建於漢代，魏晉時期稱為高昌壁，是為戊已校尉治所。北魏以後成為高昌王國的都城，唐代則是安西都護府的治所。再往後則為高昌回鶻王朝的王都長達五百多年。大約在元末明初時廢棄。現存的高昌古城遺址，是高昌回鶻王國在唐代高昌城基礎上改建增築的。
作為古代吐魯番盆地的中心城市，高昌城的重要性在於控制著從河西走廊西端敦煌西出玉門關，穿越莫賀延磧（沙漠戈壁）西進的來路。這條路在漢代稱為北道，魏晉以後稱為新道。《三國志·魏書》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傳》中稱「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
現在的高昌古城由外城和中城兩部分組成。外城略呈不規則方形，周回約5000多米，城垣基本保持完好。城牆殘高大約5～11米，基址厚達12米，城牆夯築，夯層為8～12厘米的薄夯層，牆體有弧線和內凹的現象。城牆外築有較密集的馬面，東、西、南三面保存完好。從外城城垣的缺口並結合吐魯番出土文書來看，高昌城外城共有九座城門：北面有兩門，是為北門和鹿門，文獻中稱為武城門和玄德門；東面兩門，故東門和新東門，文獻中記載為青陽門和建陽門；西面兩門，鑫福門和金章門；南面三門，新南門、故南門和大門。九門之制和城門的命名明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外城還殘存有寺院及民居的遺址。
中城位於外城的中間，平面略呈長方形。西、南兩面城牆大部分保存完好，同樣是夯築而成，高與外城相當。中城的城門已完全沒有痕迹，城內主要是一些宮殿及寺院建築。另外，在中城中間偏北的地方有一個堡壘式建築，是為子城，當地稱為「可汗堡」，大概是高昌王國的宮城。子城的平面略呈不規則的橢圓形，周回約700米左右。結合《隋書·西域傳》中所記載的高昌王國「其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即3415米，與考古實測相對照，看來中城很可能就是高昌王城，外城則是唐代擴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