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交通路線的關係極為密切。交通路線不僅可以保證行政中心的城市能夠下傳政令，上達民情，輸送賦稅，調動軍隊等等，更重要的是，交通路線可以保障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給，同時也通過城市將整個區域甚至其他區域的商品轉輸到各地。因此說，交通路線是城市發展的生命線一點也不為過。
1.水陸會通
我國境內的長距離商業運販，已有悠久的歷史了。《尚書·酒誥》中有「肇牽牛車，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就已提到了長途商販活動。《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者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事實上，從戰國時起，各地有名的手工業產品習慣上都標明產地及製造者姓名，所謂的「物勒工名」，這顯然是為了遠銷他方。在湖南馬王墓出土的漆器，有些就寫明了「成市包」等的字樣，據考訂這就是指成都造。這說明當時的長途運輸是比較普遍的。
除了商人以外，政府也為了保證各地公務來往的通暢，下情上達，傾國家財力來維持以首都為中心的驛道系統。《周禮·地官》中記載：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郵傳制度，沿途設有郵站和傳舍，供旅客打尖住宿，甚至還設有倉庫供商人們臨時停放貨物。
前工業化時期的交通運輸方式大致上可分為陸路、水路和海上三類。雖然說我國古代交通運輸的特點是南船北馬，也就是北方以陸路交通為主，南方則以水路交通為主。但事實上，由於陸路運輸能力的限制，加上早期運輸物品多為笨重的農副產品，所以古代中國人總是儘可能地利用水運，甚至不惜勞民傷財開鑿人工渠道，以保證商品運輸的通暢。
儘管學者們認為，商代晚期可能已經形成了以商都為中心的道路系統，而《詩經》中也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和「周道倭遲」之句，意味著周朝境內也有了綿長平直的陸路大道，但我國城市之間與城市和全國各地相連接的交通體系的形成，確切地說是始於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因列國之間交往頻繁，工商業也逐漸發達起來，這些都推動了全國性交通網路的形成。當時，魏、趙、齊等國之間的聯繫頻繁，道路眾多，縱橫交錯。重要的交通幹道主要有東西方向上的東方各國與西方的秦國之間由成皋沿黃河至函谷關的「成皋之路」；南北方向上的則有太行山東麓大道，這是古代華北地區最重要的南北通道，也是燕趙地區與中原交通的主要通道；而南方的楚國則是通過南陽盆地東出伏牛山隘口北上中原，這條道路又被稱為「夏道」。此外，還有一些次要的區域間交通道路，比如秦國開鑿的通往四川盆地的金牛道，以及山西高原沿汾河谷地通往關中或河洛地區的道路，都是聯繫各個區域間的重要通道。
利用內河進行長途運輸更是當時非常重要的交通方式。在秦穆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秦國曾經沿著渭水，過黃河，再上溯汾水，將大量的糧食由秦都雍城，也就是現在的陝西鳳翔一帶，運到了晉國當時的都城絳，以幫助晉國渡過饑荒。這一事件在歷史上非常有名，被稱為「泛舟之役」。事實上，由於水運較之陸路依靠肩挑人扛更為省力，所以成為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重點發展的交通運輸方式。魏惠王遷都大梁，也就是今天的開封后，首先做了一項工作就是開鑿了溝通黃河與淮河兩大水系的鴻溝，不僅使河淮地區的濟水、汝河、潁河、渦河、睢河和泗水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以鴻溝為乾渠的水運交通體系，更重要的是，使中原地區與江淮地區的交通更為便捷與順暢。
春秋戰國時期交通運輸的發展，無疑極大地促進了城市的興起和發展，尤其是在各主要交通路線上，都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城市。甚至城市與交通路線之間的關係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重要的城市全部位於交通要道上：秦都咸陽，坐落在渭河北岸，而渭河幾乎是關中通往中原地區最便捷的水路運輸通道；魏的大梁，在鴻溝鑿通後，成為溝通南北、東西的交通樞紐；而坐落在太行山東麓大道上的城市有燕國的薊（今北京）、趙國的邯鄲。那個從西周時就已是「天下之中」的洛陽，更是位於秦、齊、楚、趙之間縱橫往來的交通孔道上。事實上，在春秋戰國時期，還有一個被認為是「天下之中」的城市，這就是地處中原主要水運航道濟、泗二水交會處的陶。陶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山東定陶縣，這裡當時是各國貨物交易的中心，既可西達河洛，又可南下江淮。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城市大多數一直延續到當代，成為中國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展開的舞台。
秦漢一統天下，形成了以都城為中心的全國性交通網路，以及以郡國行政中心為主的城市體系。但是並沒有改變城市布局與交通線路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鹽鐵論·力耕》中所說的「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充分體會到。
然而，東漢亡後，尤其是永嘉之亂後，中原地區生產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商業停滯，自然經濟完全佔據了統治地位。自春秋戰國以來從五侯營壘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商業城市，也喪失了經濟支柱而走向衰落。甚至因為戰爭與政治格局的變化，交通路線與城市分布都出現了新的特點。
東漢末年，建安年間（196～219年），曹操為了征伐烏桓和控制河北地區，主持興修了白溝、利漕渠、平虜渠、泉州渠、新河以後，河北平原上增添了一條貫通南北，起自河南淇門，東北直達現在的天津東的水運航線，特別是引漳水入白河以通漕的利漕渠的開鑿，使從白溝上游來的漕運船隻，可以由此渠折入漳水，西溯鄴城，使原來已處於南北陸路交通要道上的鄴城，又加添了水運的方便，如虎添翼，終於替代了邯鄲，成為河北平原上的第一都會，甚至曹操稱魏公後也以此為都。再往後，十六國及北朝中的許多政權，如後趙、前燕、東魏、北齊均在此建都，顯然是與鄴一帶的水運發達有著密切關係。
然而，以長安——洛陽為軸線的城市體系，在魏晉南北朝的戰亂時期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這種局面一直到了隋文帝一統天下，結束了長達數百年的紛爭動亂之後才得以扭轉。隋及其後繼者唐，都以長安為首都、洛陽作為東都，因此這一城市軸線再次成為全國城市體系中的核心。
統一帝國的出現，尤其是傾全國之力修建的南北大運河的鑿通，為全國交通網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經過三國兩晉及南朝的發展，長江流域已逐漸成為與黃河流域並駕齊驅的經濟區。雖然「給京師，備水旱，常漕東南之粟」講的是中唐以後的情形，但這一狀況的形成肯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作為聯繫兩大經濟區的重要通道，黃河、淮河、長江和大運河對於全國城市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功不可沒。《舊唐書·崔融傳》中記載了唐代全國水路運輸的繁忙興盛：
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詣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
足見得唐代內河航運的繁盛。
基於內河航運，各主要水運航道沿岸相應地形成了一批交通貿易型河港城市。在黃河流域，長安、洛陽自不必多言，另外一些重要的城市，如我們後面要講到的許多運河城市，如汴州（今開封）、宋州（今商丘）、楚州（今淮安）、吳郡（今蘇州）、餘杭（今杭州）等都因河運便利而興盛的。在長江及其主要支流沿線則有成都、荊州（今江陵）、鄂州（今湖北襄陽）等等城市興起。如江陵所謂的「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北走上都」，都是通過水路聯通上述地區的，並因此發展成為長江中游地區一大都會。尤其需要提及的是，當時全國最發達的工商業城市已南移到了長江流域，即首尾的成都和揚州，當時有所謂的「揚一益二」之稱。其中，位於江南運河與長江相交的揚州，就因為「當南北大沖，百貨所集」，成為唐代漕運及鹽鐵轉運中心。《唐語林》中的這段話也可以為這種重要城市分布的變遷作一旁證：「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
隋唐時期的對外貿易也十分繁榮。與西向的陸上絲綢之路的繁忙相對應，海上對外貿易也頗為興旺，並帶動了沿海港口城市的發展。就全國而言，揚州以北比較重要的海港城市有淮水入海口附近的楚州、山東半島北部的登州（今蓬萊）和萊州（今掖縣）、渤海灣的平州（今河北盧龍）和遼東半島南端的都里鎮（今旅順），揚州以南的主要海港城市有廣州、潮州、泉州、福州、溫州、明州及松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泉州。作為製糖中心和茶葉市場，泉州當時與南洋、日本、南亞間的往來十分密切，成為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因此有不少外國商人長期居留在這裡從事商貿活動。
在河港、運河港、海港城市發展的同時，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