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對於一個王朝來講，當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人們在選擇首都時，往往十分挑剔，從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等方面考慮，這就形成了上文所講的建都幾個基本原則。但現實的情況，並不總是遂人心愿。每一個地方總有不利之處。所以，即便是在中國歷史上已證明是首都最佳選擇的西安/長安和北京，事實上也總有這樣或那樣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西安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是僻處西鄙，而北京也過於接近北方邊疆地區。所以，為了統治的方便，帝王們則會選擇在疆域內另一個適於控制全國的地方，作為首都的補充，以彌補首都的某種不足。這就是陪都。有時候，一個陪都並不能達到統治全局的目的，所以在東西南北中各設一個都城，這就是五京制度。
1.東西二京
在中國歷史上，首都與陪都並存的情況並不少見，其中最著名的還是西周時期的宗周與成周。
周人為了向東開拓疆土，將政治中心從關中西部不斷向東遷移。在剿滅商王朝西部最重要的屬國崇國之後，周文王和他的兒子武王先後建立了豐、鎬二京。《詩經·大雅·文王有聲》中記載了這一事件：「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顯然，武王把都城再向東遷移是為了顯示其征伐商人的決心。不過，從文獻記載來看，豐、鎬二京之間雖然隔有灃水，豐在西、鎬在東，但總體上是一個城市，並在西周建立之後一直作為國都，稱之為「宗周」。
周人滅商後，勢力迅速擴展到遼闊的東土，也就是黃河下游平原。國土面積的擴大，使得周人在滅商之後，立即感到在東方建立統治據點的必要性。這時地處天下之中的洛陽就成為武王的首選。洛邑建成後，成為與宗周鎬京並立的都城，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終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鎬京未遷，但成周始終是周人鎮服東方敵對勢力的據點。
之所以宗周豐鎬與成周洛邑始終並存，是因為它們各有利弊：宗周雖然佔盡政治、經濟地位之優勢，但無奈地處西鄙，對東方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必須再有一個地理位置接近的據點，以控制東方。而洛邑地處天下之中，便於對全國進行行政管理，徵集各地貢賦、商業貿易也十分方便，但四戰之地無險可守，安全性較差，所以只能作為豐鎬的補充。
儘管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若王朝進取則定都長安，若守成則定都洛陽。但事實上，國勢強大的王朝在定都長安後，如果其經營重點是在東方，那麼，就只能用洛陽作為陪都。這似也是中國歷史前期的一個通識。
隋代直到唐代中期以前，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雖然仍在黃河流域，但已經不佔有絕對的優勢。長江流域人口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的持續繁榮，成為供給中央政府財賦的重要地區。因此，儘管隋唐定都於關中，卻都視洛陽極重。隋煬帝以居洛陽為常，唐高宗乾脆移居洛陽，稱為東都，形成了兩都制。武則天稱帝後，為了擺脫李唐宗室的干擾，遷都洛陽，把原來的首都長安改作了陪都。
我們今天的首都之所以名為北京，實際上也是兩京制的產物。當年明太祖定都應天，稱為京師。後其子朱棣將首都北遷，原來的京師只好改稱為南京。後來，仁宗意欲將首都遷回南京，所以把北京改為行在。儘管經宣德朝至正統朝，南遷始終未能實現，並在正統六年（1441年），北京官廳去「行在」二字，北京才算是最後正式定為首都。但從永樂元年開始的兩京制度卻從此開始。另外，相比起其他朝代的兩京制度，南京作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要高，甚至與北京一樣設有六部。這種情況為前朝各代陪都所不曾出現的。
2.五京制度
遼是東北部落契丹所建立的王朝。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於神冊三年（918年）在臨潢開始築城，稱為皇都。天顯三年（928年）再升東平郡為南京。之後不久，天顯十三年（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因為後晉石敬塘獻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並遣使奉表上尊號，於是依照漢制，登開皇殿，辟承天門受禮，改元會同，改皇都為上京。同時升幽州為南京幽都府，改南京東平郡為東京遼陽府，形成了一都兩京制。遼聖宗時，再改幽都府為析津府，又於統和二十五年（1007年）增建中京大定府。遼興宗更於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雲州為西京大同府，合稱五京。遼五京制度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雖然不可否認是受到唐、五代、北宋中原都城制度的影響，甚至渤海國的影響，並對之後女真人的都城制度也有著直接的影響。
在遼的五京中，上京是契丹人最早創建的都城，也始終是遼的政治中心。遼上京遺址在今天的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南，周圍約有14公里，與文獻所說的幅員二十七里大體相合。從遺址來看，整個城市分為南北兩城，北為皇城，南則漢城，中相隔一道城牆，也就是北城的南牆同時是南城的北牆。從文獻記載來看，北城，也就是皇城實為契丹城，即為中央官署所在地，是契丹貴族的集居區。當時宋的使者薛映出使遼時，記載了在皇城內「有昭德、宣德二殿與氈廬，皆東向。」顯然，在這裡契丹人還保留著住氈廬的舊習。而東向也是契丹人的舊俗，以東向為尊。至於漢城，當然應該是外郭城的意思，所居住的是一些漢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這樣看來，遼上京仍保留著契丹人原本的特色。
隨著契丹人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遼太祖天顯元年（926年）東滅渤海國後，將原渤海舊地納入到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在此新建東丹國，以皇太子圖欲為東丹國人皇王。然而，當年太祖去世，次子耶律德光即位，為遼太宗，皇太子圖欲只得從海路出奔後唐。於是天顯三年，也就是會同元年（928年），遼太宗將舊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居民移住東平郡，並升東平郡為南京。天顯十三年（938年）再改南京為東京遼陽府。
遼的東京遼陽府在今遼寧省遼陽市附近，從《遼史·地理志》中的記載知道，遼東京的城市結構大體是與上京相同，都以契丹城與漢城並立，即雙城結構。而契丹城內有宮城，甚至還有讓國皇帝，即遼太子圖欲的御容殿，可知確實與普通城市不同。但從漢城中的市僅為朝集夕散的集市性質來看，則明顯其城市還屬於早期形成階段。
五代初期，幽州本屬後唐。後因遼太宗幫助後唐的河東節度使石敬塘反叛，石敬塘割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人。契丹人順勢把這一地區作為南圖中原的重要據點，升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後來在遼聖宗時再改名為析津府。又因是燕舊地，故也稱為燕京。
遼南京城因中原舊都所建，所以明顯比地處燕山以北的上都和東京繁華，城市規模也較大，大約周圍二十六七里左右。城內分為皇城與外城，皇城在整個城市的西南隅，大約是沿用唐代幽州治所的格局。城內分為二十六坊，每坊建有門樓，標有坊名，大多仍然是沿用唐代舊稱。街市頗為繁盛，《遼史·聖宗紀》中記載了太平五年（1025年）因當地大獲豐收，「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
位於今內蒙昭烏達盟寧城縣大明城老哈河上游北岸的遼中京大定府，始建於遼聖宗統和二十五年（1007年）。據說，當時遼聖宗過九頭山附近的老哈河時，望見有「郛郭樓闕之狀」的雲氣，決定在這裡建都。因此，他從燕京一帶找來大量的工匠，建成一個有郛郭、宮掖、樓閣、府宮、市肆、廊廡的「神都」。《遼史·地理志》中講到，所建的皇城中設有祖廟和景宗、孫天皇后御容殿，具有原廟的性質。而且還專門設有大同驛接待宋史，設有朝天館接待新羅使者，設有來賓館招待西夏使者。整個格局是以北宋東京為模式的，有三重方城，即外城、皇城和宮城。顯然，中京的地位即使在五京中也是十分顯赫的。
遼的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也是遼最後才設置的五京之一，遼興宗重熙十年（1044年）升雲州為西京大同府。其城市形制也是五京中最為簡單的一個，只在原雲州的基礎上加以增益為之。但其中也有供奉諸帝的石像或銅像的寺廟，所以與一般城市有所區別。
女真完顏部從今黑龍江省阿什河、拉林河流域興起後，首先在今哈爾濱東南的阿城縣南設立國都，「國初無城郭，散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庄。」顯然，這時還是沿用部落建置帳幕的方式。所以，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在攻取遼的境地後，為了更好地對遼原有地區進行管理，接受了遼的五京制度。先是在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把原來金的國都稱為上京會寧府，改遼的上京為北京。之後，海陵王完顏亮殺金熙宗而取得帝位，他為了謀求向中原擴展，再於貞元元年（1152年）遷都燕京，稱為中都大興府。與此同時，廢除上京會寧府，改汴京為南京開封府、中京大定府為北京大定府，再加上原來遼的東京遼陽府和西京大同府，合稱五京。
在金的五京中，最重要的是上京和中都，其餘大都沿用遼的舊城，只是增建宮殿和宗廟而已。如東京遼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