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就是說，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出現城市。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看法。
具體到中國城市出現的時代，目前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一種意見認為，原始社會後期的龍山文化，就已出現了城市，因為考古上已經發現了龍山文化的古城，城就是城市的雛形，或早期的城市；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城市出現於原始社會的三次大分工之後，城市是由市（場）直接發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最早修築的城，實際上是有圍牆的村落，具有真正規模的城市出現於西周時期，春秋後期直到戰國時才得到了廣泛的發展。
其實，這三種意見相左的觀點，真正的區別在於對城市定義不同。所以，我們要想確定最早的城市出現在何時，就必須明確城市到底是什麼。
一般來講，城市是與村落或田園聚落對應的概念。《辭海》中對城市的定義是：在狹小的地域上集中大量非第一產業人口，其居民以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為主的地區；城市還是周圍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活動中心。德國早期人文地理學大師拉采爾，在《人類地理學》中曾指出：「城市是人類及其居住地永續的密集地區，而且位於主要交通道路的中心。」
顯然，《辭海》中的定義強調的是城市的經濟功能與經濟形式，而拉采爾的定義則不那麼嚴密，認為只要是人類集中居住的區域，即可認為是城市。這樣，我們回過頭來，再考量一下上述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只要是有城牆圍合的區域，就是城市。可見，與拉采爾的觀點不謀而合；第二種觀點強調的是城市的經濟功能，即商品交易功能，這一點倒是與《辭海》中的意見一致。第三種觀點其實與第二種觀點並無本質的差別，只是它把城市形成的時間推遲到了城市已發展較為成熟的春秋戰國時期，而這時城牆與市場已合二為一，才算是中國城市真正出現。
那麼，我們再用中國古代文獻與城址考古資料，分別考察中國城市的形成歷史。
早期的人類，由於征伐不斷，所以必須建立有效的防禦體系，以保存自己的實力。因而就形成了在居住地區修築城牆的特點。早期典籍《黃帝內傳》、《世本》、《淮南子》、《吳越春秋》等都有記載，如「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或「鯀作城郭」等。而從考古發掘報告來看，我國築城的歷史非常悠久，大約是在原始社會中後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代就開始有城址發現。當然，由於中原地區文化發展較為先進，故史前時期城址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約有40餘座。不過這時的城只是防禦工程，正如《墨子·七患》中說的：「城者，所以自守也。」顯然不具備後期城市的兩大要素或形態——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場。
而後期城市的主要要素——商品交易，也就是市場，開始時和城沒有太直接的關係。《世本·作篇》中有顓頊時「祝融作市」。唐代學者顏師古對此注稱：「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曰市井。」這是說早期的市場，只是進行物物交換的場所，大多數情況是人們就近在每天汲水的井邊進行交易，並沒有專門的空間，最多也是與今天的農貿市場或農村集市相近，與城的關係不大。所以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市不具備後期城市的基本形態，並不是城市的前身，因此把中國城市起源的時代認定在原始社會後期，多少有些勉強：當時雖然有城、有市，但前者為了「盛民」，後者為了「買賣」，互不相干。
但是，即便是按照上述《辭海》中城市的嚴格定義，中國城市出現的時代最晚也應該是在西周時期。雖然夏商的都城是否設市，既無文獻上的依據，也沒有考古上的證明。但著於戰國時代的《易·繫辭》中卻明確有了這樣的表述：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列廛於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在這段文字中的「噬嗑」是卦名，意為設法以合物，也就是彼此合宜的意思。這裡可以給我們提供典型城市已出現的證據是「列廛於國」。因為國即為國都，廛則是市場。城、市首次在這裡合二為一。更重要的是，這段文字強調了都城中的經濟功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還有一個文獻證據是被認為是成書於西周時期的《周禮》，其中有「司市」之名，說明市場的設立和管理已成為政府行政職能的一部分，而且也明確了這一職司的管理職責：「平市」、「均市」、「止訟」、「去盜」、「除詐」等。這一時期國都的市場已是一個固定的場所，按時啟閉，定時交易。《周禮·司市》中如是說：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如此看來，西周時期城市無論是職能還是形態已與後世並無二致，這也是第三種觀點所認為的，城市是在這一時期才真正出現。
不過，我們還要注意一個問題，即中國城市雖然形成於西周時期，但在西周的文獻中卻並沒有「城市」這個專用名詞。最早將城市連在一起使用，是《詩·鄘風·定之方中》。這首詩在講到春秋時期衛文公徙居楚丘後，「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只是這裡的城、市各有其意，並不是後來我們常用的「城市」概念。在《戰國策》中則有「城市邑」的說法，如《戰國策·趙策一》中，趙國曾割「城市邑五十七，命以為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同一時期，韓國為了阻擋秦國，求救於趙時，許諾「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可見，戰國時期流行著城市邑這一名詞。對此，宋元間著名學者胡三省在註解《資治通鑒》時，特別解釋道：「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顯然，這裡的「城市」還是有「城」加有「市」的意思。
明確與今城市概念相同的城市名詞出現在《韓非子·愛臣》中：「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但，這已到戰國晚期了。
1.致天下之民
雖然關於中國城市的形成時代眾說紛紜，但是並不妨礙我們從早期古城址的發掘中一窺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徵。
現代考古學一般是將夏代以前劃為史前期。對這一時期的城址發掘，早在上一世紀的30年代初就已開始，經過考古工作者近80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發現史前期城址50餘座，其中最為著名的，也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子崖城址。
城子崖城址位於山東省章丘縣龍山武源河畔的台地上。1930年冬，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合組山東古迹研究會，由李濟主持在此進行了首次發掘。參加這次發掘的人員有大名鼎鼎的學者董作賓。第二年10月，再由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主持進行了第二次發掘。根據這兩次發掘的情況，1934年由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劉嶼霞七人編著的《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一書在南京出版。在這本書的附錄中，董作賓將這一出土了漆黑光亮的蛋売陶的早期文化命名為龍山文化，黑陶也就成為龍山文化的特徵之一。而在第三章「建築之遺留」中，首次描述了城子崖龍山文化古城的特徵。
20世紀80年代，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復探和試掘，其中對龍山文化城有了更為準確的認識：在30年代的發掘報告中，城子崖古城南北長約450米、東西寬約390米，殘存的城牆高度在2～3米之間，而城基寬約10.6米。到了這時考古學家們又重新測量了整個城址，發現城東西長455米，南北最大距離540米，面積約為20萬平方米。殘存的城牆深埋於地表以下2.5～5米，殘寬8～13米。而且城址也並不十分規則，其北垣彎曲，中部呈弧形外突，其餘三面城垣平直。城牆由堆築版築結合築成，拐角呈弧形，屬台城類型，牆體壁面外陡內緩。另外，城牆南北互相對應，連以通道。北部外凸的部分地下有大型建築基址。
據多次考古發掘的考察，學者們發現城子崖的城垣始建於龍山文化早期，也就是公元前2600年前後，在經歷了整個龍山文化時期後一直延續到夏代。甚至在這個古城址上，還疊加了部分春秋時期的城址。顯然，這個城址一直為早期人類所使用。
作為我國文明起源的另一個區域，長江流域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的城址。位於湖南澧縣西北的城頭山城址，顯然是具有代表性的。
城頭山城址就位於洞庭湖的西北岸，南臨澹水，與江漢平原連成一片。這個城址至今仍然突起於地面，遺迹清晰可見。1991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單先進等人首先對這個城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隨後何介鈞等人加入，先後在這裡發掘了8次，自然得到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根據測量，城頭山城址的城牆高出城外平地5～6米，城址平面呈現出相當規整的圓形，這與黃河流域的城址有了很大的區別。城址的外圓直徑約325米，內圓直徑在314～324米之間，城址總面積約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