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爆發後，給唐朝帶來了立國後前所未有過的浩劫，詩人白居易在他的名篇《長恨歌》中對此作了形象的描述：「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唐朝政府為了儘快收復失地，平息這場叛亂，不得不實行戰時的緊急舉措，對那些出征有功的將軍和懷柔反正的降將，都授予了節度使的官職，這樣本來只設在邊疆的方鎮，在內地各處也普遍設置起來，其中都督之權重持節者都稱為節度使，主兵事而不授節者稱為防禦使、經略使或是團練使。大的方鎮統領十多個州，小的方鎮轄有兩三個州。
方鎮最初設立之時，是在邊境地區，且地位在道以下，形成的是道——鎮——州的體制，與此相對應的職官層次則是採訪使——節度使——刺史。但是，安祿山發動叛亂後，採訪使已無法再統轄方鎮，因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為此，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將開元以來的十五道罷黜，改採訪使為各鎮觀察處置使。從此以後，有的以節度使兼任觀察使，有的以觀察使兼任防禦使、經略使。這樣，本來採訪使道與節度使方鎮屬於兩種不同的區劃，至此合二為一了。名為一道而又已經不僅僅是監察區域，稱為一鎮而又已經不僅僅是軍政區域，於是道（方鎮）成為了統轄州縣以上的一級政區。隋初以來的州（郡）縣二級制的行政區劃，變成了道（方鎮）——州（府）——縣三級制。據史書記載，唐末所設立的方鎮數量，在四五十個之間波動，除去首都京兆府和附近幾個州及陪都河南府之外，其餘的府州全都被方鎮佔據。這些節度使們擁有重兵，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相互勾結、抗命朝廷，形成割據一方的局面。他們的這些行為與古代的諸侯非常相似，因此當時的人就把方鎮又叫做藩鎮。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藩鎮割據」。
對於這些藩鎮，中央政府對他們所採取的態度隨地域變化而有所不同。對於分布在今天陝西、四川和江淮以南的藩鎮，由於是國家財賦的重地，因此採取了嚴密控制的方法，一旦發現某些節度使有與朝廷對抗的苗頭，便將他們迅速誅滅。代宗時，山南東道（轄境相當於今天重慶涪陵、萬州、陝西洋縣一線以東）節度使來瑱，在當地專斷橫行，無視朝廷，結果代宗利用一位宦官譖陷來瑱之機，將他謫貶賜死。另有一位周智光，時任同華節度使（轄境相當於今天的陝西華縣與大荔一帶），他自以為具有一定實力，可以與中央政府對抗，因此，出言極為猖狂。他叫囂道，如果他在睡覺時把腿一伸，就可以在頃刻之間把都城長安踏平。對於這樣一個極其危險的人物，唐政府便果斷地命令大將郭子儀率領軍隊前去討伐，將周智光一舉消滅。
然而，對於河朔諸鎮，代宗執政時的唐政府則採取了姑息遷就的策略。安史之亂平定後，唐朝政府無力徹底消滅安祿山與史思明舊部的殘存勢力，為了安撫他們，便授給他們各自節度使稱號，分別統領河朔諸鎮。這些節度使是：盧龍（又稱幽州或范陽）節度使李懷仙，統轄今河北東北部；成德（又稱鎮冀或恆冀）節度使李寶臣，統轄今河北中部；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統轄今河北南部、山東北部；相衛節度使薛蒿，統轄今河北西南部及山東、河南各一部。其後田承嗣將相衛吞併，則成為三鎮，也就是所謂的河朔三鎮。這三鎮的節度使名義上雖然服從朝命，實際上割據一方，他們不僅在自己的轄區內自置官吏，而且還不向朝廷交納賦稅。在今天的山東、河南、湖北、山西一帶，也有類似河朔三鎮的勢力存在。面對這些藩鎮內發生的情況，唐朝中央政府無力干預，只得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辦法，聽憑他們的所作所為，以求得暫時的安定。
德宗繼位後，由於採納了楊炎的建議進行賦稅制度的改革，推行兩稅法，增加了政府的財賦收入，因此決定進行削藩。沒想到，這一政策不僅引發了河朔諸鎮聯兵對抗朝廷，各自稱王，而且還使得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與涇原節度使朱沘趁勢發動叛亂，給朝廷帶來很大的威脅。最後，雖然德宗經過努力，採取以藩制藩的方法，控制住了局面，殺死了李、朱二人，也使得河朔諸鎮的節度使去掉了王號，但是他也不得不就此放棄了削藩的主張。經過這場朝廷與藩鎮之間的較量，河朔諸鎮的節度使們更加飛揚跋扈、肆無忌憚了。
到了憲宗時，實行兩稅法的成效已經凸顯出來，中央政府的財政大為改觀，並有能力培養一支比較精銳的神策軍，於是憲宗採取先弱後強、各個擊破的方針，開始削藩。唐軍在裴度與李愬的指揮下，取得了與藩鎮作戰的大勝利。尤其是平定實力強大的淮西節度使之後，在諸鎮節度使中產生強烈影響，紛紛表示歸附唐朝中央政府。憲宗也因此被稱為「中興之主」。
然而好景不長，這一中興時期十分短暫，在唐憲宗本人被宦官鴆殺之後，即宣告結束了。在藩鎮的根基並未徹底剷除的情況下，穆宗即位後所實行的裁減兵員以節省政府支出的政策，就如同一根導火索，招致了河朔諸鎮的再次叛亂。當時朝廷派往成德與盧龍的節度使，也被叛軍謀殺或者拘禁，已經病入膏肓的唐朝中央政府只好再一次承認現實，讓河朔諸鎮自行其是。從此藩鎮割據愈演愈烈，諸鎮兵變，殺帥易主，也成了家常便飯，這種情況一直伴隨著唐朝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