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確記載的行政區劃的分等，是從漢朝開始的。當時以戶口的多少作為標準，對政區進行了比較粗略的大小分等，並把首都所在及其附近的郡，用特別的名稱與其他的漢郡（國）加以區別，如西漢都城長安所在的郡稱為京兆尹，旁邊的兩個郡則分別叫做左馮翊和右扶風，這三地合起來叫做「三輔」。東漢都城洛陽（今河南洛陽）所在的郡級機構則稱為河南尹。到了魏晉南北朝時，都城所在的郡也都叫做尹，地位在其他郡之上。然而對於這一時期的一般州、郡的分等標準，我們很難在現存的歷史記載中找到確切的答案。
隋朝的郡雖然分為上、中、下三等，但分等的具體依據，我們依然不得而知。縣以上政區分等的具體情況，到了唐朝時才變得清晰起來。唐朝時，不僅依照人口的數量對政區進行上、中、下的分等，同時又把地理位置作為分等的一個依據。唐朝在上州之上又設了輔、雄、望、緊四等，有所謂四輔（京兆府附近的同、華、岐、蒲四個州），六雄（靠近河南府的鄭、陝、汴、絳、懷、魏六個州），十望（六雄外圍的宋、亳、滑、許、汝、晉、洺、虢、衛、相十個州），十緊（地處交通要道的邠、隴、涇、秦、唐、鄧、隰、慈、汾、延十個州）。不過，由於輔、雄、望、緊各個等級的州只是基於其地理位置而進行了劃分，這些州的人口數量並不一定很多，在經濟上也不一定具有很強的實力，因此，唐朝又專門規定了這些州與按人口數量所作劃分的上、中、下三等州之間的關係，即不論人口多少，輔、雄、望諸州與畿內諸州都相當於上州。另外，唐代的府，是在輔、雄、望、緊、上、中、下之上的特別的一等，因為我們在前面已對此有所論述，所以在這裡就不多談了。
唐代的縣，同樣也規定了分等的標準，以縣的地位、戶口和所處的地理條件為依據，把首都、陪都等京都所在的縣定為赤縣，首都與陪都所在的京兆尹、河南府和太原府除去京都諸縣的屬縣，稱為畿縣。赤、畿兩等縣之外的所有縣，又分為望、緊、上、中、下五等。其實在劃分上，赤、畿、望、緊與上、中、下諸縣之間，是用了兩種分等體系的，前面一種強調的是政治地位，而後面一種則依據的是戶口的多少，即經濟實力，這種情況與上面我們提到的唐代州的分等情況是相似的。因此，唐朝政府同樣作了規定：凡屬於赤、畿、望、緊諸縣的，無論戶口多少，一律視為上縣。
到了唐朝後期，赤縣的數目有所增加，而且還出現了次赤、次畿的等第。唐玄宗為避安史之亂，曾逃往成都。他的兒子肅宗繼位後，就把成都定為南京，成都縣的地位於是得以提升，成為了次赤，成都府的其他屬縣也都成為了次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