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
自那封向中山大學革命委員會詢問陳寅恪夫婦是死是活的信函發出不久，身在四川梁平仍獨身生活的吳宓，算是真正虎落平川遭犬欺，墜入了漆黑看不見盡頭的人間地獄。按造反派規定，在三頓飯前，「反動學術權威」們都要拿著碗筷站在豎立的毛主席雕像前報名「請罪」，如我叫吳二，或我叫馬六，我不是個好東西，一貫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一個混賬王八蛋等。若稍有遲緩或吐字不清就要遭一頓毒打，不但飯食免掉，涼水也不準喝一口。幾個月後，吳宓原患眼疾加重，右眼忽然全盲，左眼患嚴重白內障，即將失明。面對如此不幸命運，吳宓發出了「實不能應付生活，不如速死」的悲鳴。
1972年，已是79歲，行將就木的吳宓被允許自梁平返回重慶養病，住在原校內文化村老一舍樓三層一間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自1970年起，吳的工資就被學校扣發，每月只給30元生活費，且吃藥、療傷均包括在內，生活極其艱難。吳宓回校後，因腿斷眼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只得託人從當地雇一老嫗曾婆婆服侍，書信由學校中文系曹慕樊老師代讀，生活的難度越發加大。無奈中，吳不得不靠借債度日。這年7月12日，吳令人代為寫信向舊友姚文青求助，信中說，「每月發薪時『特別扣發234元』（扣發之錢另行存儲），迄今已共『扣發』了五千數百元」，「固宓一生喜助人，迄未積聚一元錢」，「因宓經濟困窘……今懇求兄惠助宓10元（作為還宓前款10元，宓亦樂受）。不勝感盼之至」。這個時候，負責管制的專政人員和紅衛兵殘渣餘孽，不時以「獻金贖罪」為名詐其錢財。據與吳宓一同關入「牛棚」的同校教授譚優學回憶，吳宓若特別需要用錢，可打報告由學校批准從被扣工資中支取少部分，有一次紅衛兵與吳宓談話，一次就榨去200元，或許此款就是吳專門打報告特批取得後的「捐獻」。當時西師有「格借勿論」的口號在「牛棚」中流傳，即凡是專政人員與紅衛兵向「反動分子」借錢，被借者必須「捐獻」，否則整你沒商量，罪加一等，搞你個死去活來。
在如此艱難處境中，吳宓陝西老家的弟弟、妹妹以及好友吳芳吉之子經常寄一些零錢給予接濟，但生活仍然困苦。學校留守人員曾與吳的女兒們聯繫，希望吳氏姐妹來重慶照顧一下她們那個腿斷眼瞎的父親，但回覆說：「解放前我們母親就與他離婚了，我們沒有贍養他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校方只能同意吳宓與陝西老家的妹妹吳須曼取得聯繫，並讓對方想辦法，以免死後喪事無人料理而屍身臭在屋內。
1973年9月下旬，在陝西涇陽縣麵粉廠工作的吳須曼來到重慶西南師範學院文化村老一舍樓吳宓住處探望。兄妹相見，百感交集。此時吳宓已經禿頂，只有少許稀疏的白髮和白須，面容憔悴，神情憂鬱，一派風燭殘年的衰頹模樣。環視屋內，灰塵遍布，除一張單人床，另有三抽書桌、小書架和舊藤椅各一，書架上擺著一堆同樣布滿灰塵的中外書籍。唯一屬於自己的家當是擺在地上的樟木箱和一隻小皮箱。生活用品只有一條單薄的被單，之上是一床堆在床頭的爛被子，衣服只有兩三套，一件藍布面的棉襖縫補多達30餘處，可見年月之久。另有一床蚊帳，據說購於1938年，上面滿布窟窿與用紙粘糊的補丁。問及購衣物必需的布證和棉花票，回答一樣也沒有。吳須曼望著腿瘸眼瞎的長兄哆哆嗦嗦的樣子和孤獨求助的眼神，禁不住潸然淚下。10月初，吳須曼回到涇陽，即刻向同事湊了一些布票、棉花票買來布匹，縫製了棉衣、棉褲、被子和毛衣、毛線帽等衣物寄給吳宓，以備過冬。
1974年春，「批林批孔」運動在西南師範學院漸入高潮，專政組人員想起還有個「老古董」貓在文化村一舍三樓317室，且這個「古董」向以宣傳國學為榮，這孔老二和林彪都是「克己復禮」的倡導者，吳宓自然是他們的孝子賢孫，儘管腿瘸眼盲，但他「人還在，心不死」，說不定正在做著「克己復禮」的黃粱美夢，必須進行批鬥改造。於是，吳宓被一夥專政人員從宿舍里連拖加拉地弄出來，先在校門內毛主席巨幅塑像前「請示」，罵一頓自己是王八蛋，然後被架上操場中的「斗鬼台」開始批鬥。這一天，吳宓似乎有點反常，倔犟的性格如同迴光返照般再度顯示出來，態度強硬地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沒有孔子，中國還在混沌之中」云云。當問及「你對林彪搞『克己復禮』怎麼看，是不是中了他的流毒」時，吳宓低著的頭猛地抬起，大聲說：「『克己復禮』是很高的文化標準，林彪是反革命，他不配搞『克己復禮』。」幾句話搞得批鬥者大怒，當場將其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拖下「斗鬼台」先是一頓毒打，而後戴上一頂紙糊的高帽被幾個大漢拖著遊行示眾。
經過「批林批孔」運動幾次批鬥和毒打，吳宓的身體更顯衰頹，心理更加脆弱，對外界的一切都產生恐懼。吳須曼的長婿魯予生去武漢出差，順道去重慶探望吳宓，代表吳須曼邀請吳宓返鄉居住，以便照顧。吳表示同意，並與吳須曼書信往來商談回鄉的具體細節。但到了5月，吳宓突然致信吳須曼，表示自己不再回鄉，願長久住在師院文化村直到壽終，並在「近處的梅花山上火化遺體，藏放灰瓶」等。對於這一變故，吳解釋說：「我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理由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條……聽人述說故事，在四川省有許多『地位高（工廠、機關、學校之領導人）、名望大、工資極多』的人，退休後回家，住在省城、縣城中，歸居民委員會及街道辦事處管理，還是對他很好、很尊重，但他所住的小街巷中，卻有一部分流氓群眾（形同劫匪），忽在半夜裡破門而入，說他是『地主餘孽』，是『反動學術權威』，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把他用刀砍傷，而搶劫去了他的錢財、器物，全部不留。」
吳須曼看罷來信，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回覆、解釋是好。後來逐漸得知，根據上級指示精神，西南師院已有為吳宓發還過去扣除工資的風聲，1972年即被扣除五千多元，那麼到1974年應補發一萬餘元。這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不是一般工人和職員所能望其項背的。正因為如此，吳宓開始陷入專政隊與校內外宵小的雙重包圍，信中所說的第五條，即是宵小們欺騙恐嚇的結果，因為一旦吳宓離開重慶，這夥人詐騙錢財之夢就隨之破滅。一生憨厚純正的吳宓果然中計，日後的悲慘結局似乎成為必然。
1975年，吳須曼接到吳宓信函，講述自己身體狀況和孤獨之境：「最近又有頭暈，腦沸耳鳴不時發生……我身邊極少人來談話，出外更無人作伴……」妹妹讀罷來信，想像著兄長一人孤苦生活之不易，遂決定再赴重慶，說服對方回到家鄉居住。這年8月，吳須曼再次來到西南師範學院文化村吳宓居處，很明顯可以看出，吳又比上次兄妹見面越發衰老不堪，死神隨時都有前來敲門的可能。
時值盛夏酷暑，但吳宓居室的窗戶和門上小窗卻全部用釘子封死，不大的小屋如同一個不透氣的蒸籠，吳須曼不解地問何以如此？吳宓答怕人晚上破門而入，拿刀砍殺自己搶劫財物才這樣做的。吳須曼又問是誰讓這樣做的？吳宓答是重鋼五廠的工人楊宗富出的好點子。此時的吳宓不怕死神敲門，而怕活鬼鑽窗子，亦可見人世間這群活鬼給吳宓心中造成的恐懼遠遠大於死神。吳須曼又看到桌子上擺了一個小鬧鐘，問是何時所買？吳宓答是楊宗富買來和自己的手錶交換的。吳須曼一驚，不解地問：「你那是一隻國外進口的名牌手錶，價值幾百元，這個小鬧鐘不過幾元錢，這種交換太不等價了！」吳宓沉默了一會兒，說「楊宗富說他工作需要手錶，這鬧鐘不但可以鬧，而且字大，我容易看清。」吳須曼搖搖頭，嘆口氣，不再吭聲，心中已明白長兄何以怕回陝西老家遭到「流氓群眾」搶劫的理由了。而隨著進一步了解，越發明白這一理由確是宵小們恐嚇阻止的結果。
第二天，吳須曼攙扶著吳宓到學院儲蓄所取了一點款子，營業員告訴吳宓存款已全部取完了。吳須曼為此又感到不解，回到居處問及一萬餘元的工資何以這樣快就花光了？吳宓皺了下眉頭，斷斷續續地說：「有些親友和學生目前生活很不寬裕，我須不時地對他們接濟一些。前次有個過去的姓凌的女生，現在已經有工作，前一段要去上海治病，急需兩千元，我就如數給了她。」
當吳須曼問及後來那個女生的病情如何了，吳宓想了一會兒說再也沒有見過她的面，但又像小孩似的辯解說：「濟人之難總是好事。」被問得急了，吳宓對有些事也覺得不可思議，如他保存的26本1935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吳宓詩集》，不到半月便被來人「偷走」，每到吳發工資時，有人便拿了詩集讓吳宓出錢贖回，一本詩集索價幾十元。這幾十本詩集是吳宓歷經八年抗戰、三年內戰，越過千山萬水，克服無數次艱難險阻，好不容易才保存下來，豈容眼看著任其流落？何況這詩集中還收有「吳宓苦愛毛彥文」的動人情詩？於是，吳宓便拿錢一本一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