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國展開「拔白旗」，批判「厚古薄今」運動中，時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陳寅恪與吳宓一樣，遭到無情加無理的批判，陳氏遂向學校提出不再教課，以免毒害更多的師生。身處西南一隅之地的吳宓聞訊，對老友陳寅恪的處境十分關切和挂念，遂產生利用暑假赴廣州探望陳氏夫婦的想法。因全國各高校政治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吳宓不得脫身，這個願望直到兩年之後才得以實現。
1961年7月30日下午，吳宓作長函致陳寅恪，「述一年來宓之情況。告即來粵晉謁，請通知此行應注意之事項」云云。8月4日，陳寅恪收到吳宓航空信函並作了如下回覆：
雨僧兄左右：七月卅日來書，頃收到，敬悉。因爭取時間速復此函，諸事條例如下：一、到廣州火車若在日間，可在火車站（東站即廣九站）雇郊區三輪車，直達河南康樂中山大學，可入校門到大鐘樓前東南區一號弟家門口下車。車費大約不超過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達（搭）公共汽車，則須在海珠廣場換車，火車站只有七路車，還須換十四路車來中山大學。故搭公路車十分不方便。外來旅客頗難搭也。若搭三輪車，也要排隊，必須排在郊區一行，則較優先搭到。故由武漢搭火車時，應擇日間到達廣州者為便。嶺南大學已改稱中山大學。
二、弟家因人多，難覓下榻處，擬代兄別尋一處。兄帶米票每日七兩，似可供兩餐用，早晨弟當別購雞蛋奉贈，或無問題。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嵋矣。
三、弟及內子近來身體皆多病，照顧亦虛有其名，營養不足，俟面談。
四、若火車在夜間十一點到廣州，則極不便。旅店由組織分配，極苦。又中大校門在下午六點以後，客人通常不能入校門。現在廣州是雨季，請注意。夜間頗涼。敬請行安六一年八月四號下午五點半弟 寅恪 敬啟吳宓接信，於8月18日復函，告知陳寅恪自己先乘船沿長江下行，抵武漢大學訪友，然後起程赴粵，約於8月26日到廣州，糧票所帶甚多，每日可有一斤，無須另備早餐等。8月23日清晨，吳宓由重慶碼頭登船赴武漢大學訪問舊友。到武大後，因故舊較多，來訪者絡繹不絕，直到8月29日始由武漢乘火車向廣州駛去。
按原定計畫，吳宓所乘火車到達廣州的時間為白天，但一入廣東境，因洪水泛濫，鐵路多處遭塌阻或淹沒，火車時走時停，直到30日夜晚11點30分才抵車站。時陳家已派出小彭、小彭夫婿林啟漢與陳美延三人前往車站迎候。吳宓出站，「乘中山大學之汽車，過海珠橋，行久久（似甚遠），方到中山大學。即入校，直抵東南區一號（洋樓）樓上陳宅。寅恪兄猶坐待宓來（此時已過夜半12時矣）相見」。只見陳寅恪「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出外由小彭攙扶而行。面容如昔，發白甚少，惟前頂禿，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細而更覺兩端向外下垂（八）」。
老友相見，自是一番感慨。儘管陳寅恪目盲病弱，但因吳宓的到來顯得精神興奮，憋在心中的話也如開閘的洪水傾瀉而出。吳宓在日記中敬重地記下了這次相見的場面與陳氏思想志向，謂：「黨國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龍雲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雲南之功，政府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請移吳梅（瞿安）師之柩，歸葬蘇州——立即照辦；（乙）請迎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居廬山自由研究、講學——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來迎。寅恪兄說明寧居中山大學較康樂便適（生活、圖書），政府於是特致尊禮，毫不繫於蘇聯學者之請問也！（宓按：劉文典之為政府禮重，亦必由於李一平之力；典1956對宓所言由於蘇聯學者之曾讀典所著書而追詢及典，乃有政府擬派其赴蘇聯講學之意云云，恐非事實。又按王德錫之得入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似亦出於李一平之推薦）。」
吳宓記述中所說的李一平，雲南大姚人，20年代初肄業於東南大學，是吳梅的得意門生。青年時代曾領導參與南京「五卅運動」，結識陳銘樞、廖仲愷等人，並參加過北伐。後與林森、陳誠、李四光等人交往甚密，無黨派人士。解放戰爭後期，曾策動雲南滇軍倒戈，為中共政權控制西南建過功勛。新中國成立後，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等職。因吳梅早年曾拜陳三立為師研習詩詞，李一平繼之與陳氏家族建立了密切關係。從上述事例中可以見出李一平其人高風亮節與對師友的敬重和情意。
吳氏提到的蘇聯學者請問一事，是流傳於學術界的一則逸聞，說的是1949年年底，毛澤東訪問蘇聯，與一代霸主斯大林會晤時，對方突然問起陳寅恪的行蹤，毛澤東感到意外，詢問詳情，才知斯大林在寫《中國革命問題》時，曾引用了陳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不知陳寅恪是何方人士，當然更不知其蹤，但既然世界頭號「大鱷」斯大林如此重視，說明此事非同小可，遂立即表示回國查詢後再呈報。當夜，一份特急密電發往北京，相關人員迅速行動，這才知道陳寅恪沒有去香港，而是流落到了廣州的嶺南大學。自此之後，陳寅恪的身影進入了中共最高當局的視野，後來發生的一切政治、生活優待，都與斯大林這個詢問有關。這個傳聞不知何時何日，又弄到了劉文典身上。不知是別人附會，還是劉氏為了唬住當時沒什麼政治地位的吳宓而故意自吹自擂，但劉文典於50年代確曾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這一切，隨著陳寅恪自身經歷的釋解，劉文典得之於蘇聯高層重視之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吳宓這天的日記還有如下記載：「此後政府雖再三敦請，寅恪兄決計不離中山大學而入京：以義命自持，堅卧不動，不見來訪之賓客，尤堅決不見任何外國人士（港報中仍時有關於寅恪之記載），不談政治，不評時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而認為共產黨已遭遇甚大之困難，彼之錯誤，在不效唐高祖事突厥，藉以援以成事建國，而唐太宗竟滅突厥，即是中國應走『第三條路線』，與印度、印度尼西亞、埃及等國同列，取雙方之援助，以為吾利，舉足為左右之重輕，獨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應『一邊倒』，為C。C。C。P。之附庸。……但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彼民主黨派及趨時之先進人士，其逢迎貪鄙之情態，殊可鄙也云云。」
陳寅恪說的共產黨遭遇甚大困難，除了政治上在國際上陷入孤立，更大的困難是全國陷入空前的饑荒，人民衣食無著，因飢餓而死人的事時有發生，國家經濟到了崩潰邊緣。而導致這個惡果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當局沒有效法唐初李淵建國時稱臣突厥的做法，保持獨立的文化道德精神。相反的，正是唐初保持了獨立的文化道德與精神，才於十年後的唐太宗時代一舉滅掉了突厥，成為亞洲第一霸主，創造了稱雄於世的皇皇偉業。反之當世中國政府，其政策是全面倒向蘇聯（C。C。C。P。），搬用蘇聯模式，值得懷疑。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思想和考慮，才有了陳寅恪「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的獨立之精神。至於對趨炎附勢的民主黨派，陳寅恪當年就對其主要成員如聞一多、羅隆基，外加一個學生輩人物、且對陳氏恭奉有加的吳晗等輩不屑一顧，至於對章伯鈞等看風使舵，拍馬溜須，隨時找機會拖著第三黨「歸宗」等輩更是不放在眼裡。早在1953年7月26日，陳寅恪在答朱師轍詩《癸已六月十六夜月食時廣州苦熱再次前韻》中，曾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
屯戌尚聞連浿水，文章唯是頌陶唐。
海天明月傷圓缺，嶺樹重樓困火湯。
一瞬百年強半過，不知何處覓家鄉。
陳詩中的墨儒名法道陰陽「六家」，無疑是暗喻中共之外的八個民主黨派（國民黨、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農工民主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啞羊，本是佛教語言，指不知解者。《大智度論》卷三：「云何名啞羊僧？雖不破戒，鈍根無慧，不別好醜，不知輕重，不知有罪無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諍，不能斷決，默然無言，譬如白羊，乃至人殺，不能作聲，是名啞羊僧。」詩中首聯意指中國文化中無論哪門哪派，都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變成了「啞羊」。陳寅恪對此鄙視有加，且耿耿於懷。1955年，時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院長的杜國庠請陳寅恪出任全國政協委員，陳氏當場回絕並說道：「我眼睛看不見，耳朵還是能聽得清的，那些個政協委員說的東西，儘是歌功頌德，不講真話，沒有什麼意思，我聽著聽著就氣得把收音機關掉。另外，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怕冷，不適應北京的寒冷。請你轉告周先生，我還是不擔任政協委員。」陳氏此言，顯然是不樂意與彼輩同流合污的義憤之舉。